人类的各种工具之中，最令人叹服的莫过于书籍。其他一切工具均为人类身体各部位的延伸：显微镜与望远镜，是人类视觉的延伸，电话是声音的扩展，犁和剑是胳膊的伸长，但书籍却另当别论，它是人类的记忆和想象力的拓展。

在萧伯纳1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一书中，当他谈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时，说它是人类的头­，这指的是书，同时也指别的东西，即想象力。因为，我们的过去，除了是一长串的梦，那又是什么呢？追忆梦幻和追忆过去，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书籍所起的作用。

我曾想写一本关于书的历史，不是从物理的角度去写书籍，我并非从物理角度对书发生了兴趣（特别是藏书家的书，常常是过份的庞大），而是对书籍本身所受到的评价有兴趣。施本格勒2走在我的前面，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他对书有过很宝贵的评论。我想就施本格勒所言发表几点个人的见解。

古人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迷信书——此事使我感到惊讶。他们把书看成为口头语言的代用品。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Scripta maner verba volat（“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根据黄志良译文），其意思不是说口头语言是瞬间即逝的，而是说书面语言既持久又呆板，相反，口头语言却有些短暂而且轻巧。柏拉图则说短暂而又神圣。奇怪的是，所有那些人类的导师们都是口头表达的奇才。

让我们首先以毕达哥拉斯3为例，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着意不写东西。他不写文章是因为不想受到书面语的束缚。无疑，他一定是认为“文字可以致死而精神可以让人复生”，这句话圣经中也写进去了4。他该是感受到这一点，不愿被文字束缚住。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提毕达哥拉斯，而是提毕达哥拉斯学派。比如，他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信仰永久的轮回，奉行这样的教条。这一点是尼采5很迟才发现的，即所谓的时间轮回说。圣·奥古斯丁6曾在他的《天国论》中予以抨击，他生动地比喻说，基督教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禁欲主义的循环迷宫中拯救出来。时间循环的思想也曾遭到休谟和布朗基以及别的一些人的指责。

毕达哥拉斯不愿写文章，他希望他的思想在他死后能够得以永存，存在于他的学生的思想之中。这样就有了Magister dixit这句话（我不懂希腊文，故用拉丁文说出，意为“老师曾这样说过”）。这并不是说因为老师曾这样说过而受到束缚，相反，是肯定了依照老师开始的思想而继续思考的自由。

我们不清楚是否是他开创了时间循环的理论，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弟子们是奉行这种学说的。毕达哥拉斯的肉体是死了，但是由于某种轮回的关系，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思想，这该使毕达哥拉斯感到兴高彩烈。当人们指责他们说了点什么新东西时，他们就用那句老话自我辩护：老师曾这样说过。

然而我们还有别的一些例子，当柏拉图说书本犹如画像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可能曾想到过雕像和画）。他说，人们以为它们是活着的，然而当向它们提出什么问题时，他们是不作回答的。于是，为了弥补书本不会说话的缺陷，就发明了柏拉图对话。这样，柏拉图就变成了许许多多别的人物：苏格拉底7、高尔吉亚8及其他人。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可以以为苏格拉底仍然活着而感到自慰。而对各种问题，柏拉图可以自言自语：要是苏格拉底，他对此会说些什么呢？这位苏格拉底什么文字都没有留下，他也是一位口头表达大师。

关于基督，我们知道他只写过几句话，并且只那么一次，沙土把他的话抹去了，就我们所知，他不再写过别的东西。菩萨也是一名演说大师，他的说教至今还流传下来。我们再看看安瑟伦的一句话：把书放在无知者手中，等于是把剑放在孩子的手中一样危险。人们过去就是如此看待书的。在东方世界，甚至有这样的观念：书本不应当暴露事物，书应该是只用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事物。虽然我不懂希伯莱文，但我曾读过一点希伯莱人关于圣经的神秘传说，也读过英文版与德文版的《光辉书》和《关系书》。我知道这些书无法读懂，只能领会，激励读者去继续思想。古代，人们不像我们那样崇拜书。当然，我们知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9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伊里亚特》和剑这两样武器。那时人们非常崇敬荷马10但从未把他看作是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圣人般的作家，不认为《伊里亚特》与《奥德修记》是圣书。这两本书受到敬重，也遭到过抨击。

柏拉图得以将那些诗人们驱逐出他的共和国而不会被当作异端。古人们攻击书本的例证之中，我们还可以加进塞涅卡那奇怪的一例，在他给卢齐利乌斯11的那些令人惊叹的信中，有一封攻击了一位十分虚荣的人。他说他拥有一百卷书的藏书室，而谁会有时间去读遍这一百卷书——他自问道。现在不同了，人们十分欣赏藏书丰富的书室。

古代有些事令我们费解，远不同于我们对书的迷信。人们把书本看成为口头语的替代品。但是后来从东方传来了与我们古代截然不同的新观念：圣书的观念。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先说晚一些的：伊斯兰教把《古兰经》看得比天地万物的起源还要早，比阿拉伯语的出现还要早。说它是神的象征，而不是神的作品，它体现了神的怜悯和正义。在《古兰经》中非常神秘地谈及书籍之母。书籍之母是上天写就的一册《古兰经》，后来成为柏拉图式的《古兰经》范本。这本书在天上写成，是神的象征，自有天地万物之前就存在了，《古兰经》就是这样说的。苏雷姆斯也即穆斯林博士们就是如此宣称的。

我再举一个离我们更近的例子——《圣经》，或者更准确些：

《犹太教典》或摩西五书12。有人认为这些书是圣灵所著，这也是一件怪事：把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的书归功于同一个圣灵所写。而《圣经》本身说圣灵无处不显灵。希伯来人把不同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合为一体变为一本书，取名《犹太教典》（希腊文称为《圣经》）。把所有这些书都归功于一个作者——圣灵。

某一次，有人曾问萧伯纳是否相信圣灵写了《圣经》，他回答道：“所有值得一读的书都是由精神写成的。13”这就是说，一本书必然要超过作者自己的意图。作者的意图仅仅是人类的一样可怜的东西，它可能落空，但书中应当还含有更多的东西，比方《堂吉诃德》一书，它不单是对骑士小说的讽刺，也绝不仅仅是一本依靠偶然起作用的书。让我们思考一下这种想法的结果，比如，如果我说：

洁净，明亮的水流，
流水中树木的倒影，
绿茵茵的草地充满了清凉的树荫。

显然，这是每行由11个音节组成的三行诗，作者愿意这样写，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可是，要是与上帝所写的书相比，事情将会怎样？要是与为了满足文学的要求而写书的神明的观点作比较，事情又将会怎么样？在积样的书中，不能有任何偶然，一切都得安排得合情合理，每个字母都得妥善安排。比如《圣经》的开头写道：Bereshit baraelohim14，它以“B”这一字母开头，因为这个字母是与bendecir15这个字相符合。

这里涉及的是一本没有任何偶然可言的书，绝对没有。这又诱使我们去研究《古兰经》，去研究文字，研究神明写的圣书，这与古人们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只是相当含糊地想到了神明。

荷马在《伊里亚特》的开头写道：“神呀，为阿喀琉斯的愤怒而歌唱吧！”此处，神即是灵感。相反，如果以为指的是上帝，那就却得太具体，太强烈：上帝，为了满足文学的要求，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字母的数目，词句音节的数目都不是偶然的，也不可能用字母做文字游戏，不能使用字母当数字。一切都是事先考虑好了的。

古人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迷信书——此事使我感到惊讶。他们把书看成为口头语言的代用品。

——博尔赫斯｜倪华迪 译

第二个关于书的重要观点——我重复一遍——是：它可以是一部神圣的作品。这种看法，比起古人们关于书本的想法来，那书本是口头语言的代用品这种观点，更接近我们现代的看法。后来，这种相信书本神圣的信念又衰落下来，而代之以别的一些信念。比方说，出现了每个国家有一本国书作为代表的信念。我们知道，穆斯林称以色列人为“书本之民族”。让我们回忆海因里希·海涅16说过的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句话：

“《圣经》即犹太人”。这样，我们就拥有一个新的观念：即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本有代表性的书，即使不是这样，也得由一名作家去代表它，他可以是许多书的作者。

奇怪的是——我不认为至今这一点已受到注意——许多国家竟选择了不十分有代表性的人来代表他的国家。比方，人们以为，英国会选择约翰逊博士17作为它的代表。可是不，英国却选择了莎士比亚。让我们这样说吧：莎士比亚是最少英国人色彩的英国作家。英国最典型的特色应当是understatement，即有节制地谈论某件事的意思。但莎士比亚却倾向于进行夸张式的比喻。倘然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反倒不会使我们吃惊。

另外一个例子是德国，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家，易于发生狂热。却恰恰选择了一个性格克制的人。他既不狂热，“祖国”的概念对他来说也不十分重要。他就是歌德。德国的代表是歌德。

法国并没有选出哪位作家来，但倾向于选择雨果18。当然，我对雨果十分钦佩，但雨果也并非是典型的法国人。雨果是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他用词华丽，比喻层出不穷，因此他不是典型的法国人。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西班牙。这个国家本来可以由维加19、卡尔德隆20，或克维多21作为它的代表，可是代表西班牙的竟然是米格尔·塞万提斯。塞万提斯与宗教裁判时期同时代，但他是一个能自我克制的人，既没有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没有他们的恶习。

仿佛每一个国家都要一位不同于这个国家的人作为它的代表。这个人可能起点调济的作用，起解毒剂的作用，是一种克服其缺点的解毒剂。我们阿根廷人本来应当选择萨米恩托22的《法昆多》23一书做为我们的代表，这才是我们的书。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由于有一段军人统治的历史，刀剑的历史，选择了一个逃兵的编年史作为我们的书，这就是《马丁·菲耶罗》。虽然这本书值得选，但怎么可以设想我们的历史该由一名远征战斗中的逃兵去代表。然而，这却是事实。仿佛每个国家都感到有此必要。

众多的作家们都对书本发表过杰出的见解，我这里想提及几位。首先我要涉及的是蒙田，他曾为书本专门写过一篇杂文，文中有一句值得铭记在心的话，曰“非乐不为”。蒙田指出，所谓被迫读书是一个虚伪的观点。他说要是他在书中遇到一段很难懂的文字，他就弃而不读，因为他把读书看作是一件乐事。

许多国家竟选择了不十分有代表性的人来代表他的国家。比方英国却选择了莎士比亚。让我们这样说吧：莎士比亚是最少英国人色彩的英国作家。

——博尔赫斯｜倪华迪 译

记得许多年以前，曾对画是何物的问题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问卷到了我妹妹诺拉手中，她的答案是：画是一种以其形象和色彩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艺术。我则要说，文学也是一种快乐的形式。如果我们在读一本书时感到很困难，这是作家的失败。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是失败了，因为他的作品很费解。

一本书不应当是费解的，快乐不应当费力。因此我们认为蒙田是言之有理的。他例举了他所喜欢的作家，其中提及维吉尔24说他喜欢他的《农事诗》而不喜欢他的《埃涅阿斯纪》。我则喜欢《埃涅阿斯纪》，但这并不重要。蒙田在谈及书本时热情奔放，可是他又说，尽管书本能给人快乐，但这是一种伤感的快乐。

爱默生则意见相反——又是一篇关于书本的了不起的文章。在他的演讲中，爱默生说，藏书室犹如魔室。室中人类最优秀的灵魂得到快乐，但是他们等待我们开口才得以打破沉默。只有当我们打开书本时，他们才会苏醒过来。爱默生又说我们可能有人类中产生的最优秀的人作为我们的同伴，然而我们没有去寻找他们，我们情愿去读评论和批评文章，而没有去阅读他们自己的话。

我一度曾经是教授英国文学的教师，干了二十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文学系。我那时总是让我的学生们少一点藏书，叫他们不要读评论文，而是直接阅读著作。因此也可能懂得不多，但这却永远是种乐趣，犹如在倾听某个人在侃侃地诉说什么。我要说，对一个作家来说，语调是很重的，对一本书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的声音，即这种能传导给我们的声音。

我的一部分生命曾从事文学，我以为阅读书籍是一种幸福。其次是写诗，或我们所说的创作，这实际上是我们读书之后遗忘和回忆的混合产物。爱默生与蒙田也有一致的地方，即认为我们只应当读那些使我们快乐的书，认为一本书必须是一种欢乐的形式。我们对文学负有沉重的义务，我总是重读多于泛读，我以为重新阅读一本书比泛读好多书更为重要。当然，为了重读先必须阅读。这就是我对书本的崇拜。我可以以某种忧伤的感性说出这一点，但我不希望有忧伤感。我希望这成为我对你们每一位透露的秘密，不是问你们所有的人，而是问每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每一个人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仍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瞎子，我继续购书，继续往我家里装书。有一次有人送我一部1966年版的布鲁克出版社出的百科全书。我感觉到这部书在我的屋子里，我把它的存在看作是我的一种幸福。那二十多卷书，书中我无法读到的哥特式字体，我看不到的地图和插图。但是，我知道这部书就在那里，我感到这部书以其友善的引力吸引着我。我想书是我们人类可能拥有的诸多幸福中的一种。

人们也曾谈论书要消失，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人们要问：书、报纸和唱片三者之间有何不同？其不同之处是：报纸读完之后就弃之于脑后，唱片听完之后也会被忘却，它是某种机械的东西，没有实际内容。一本书读后却能入脑。

关于《古兰经》、《圣经》或《吠陀经》25一书中也说吠陀经创造了世界——等圣书的观念可能已经过时，但书籍仍具有某种神圣性，我们应当力求不失去它。拿起一本书，打开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事。书中躺着的一个个字母是什么？这些不动的符号走什么？什么也不是。如果我们不把书打开，书又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纸做的或皮做的含有纸页的卷筒，但要是我们读它，就会妙处横生，而且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变化。

赫拉克利特说（我重复的次数实在太多），没有任何人会重复两次走进同一条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河水发生了变化，但可怕的是浅们自己的流动性不低于河水，每当我们读一本书时，这本书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书中语言的语意也变了，再说，书中充满了过去的历史。

我谈了对于批评的不同意见，现在我收回我的说法（收回一种说法有什么关系！)。哈姆雷特现在已不是莎士比亚17世纪初所构思出来的哈姆雷特。现在的哈姆雷特是柯勒律治、歌德26、布拉德莱27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复生了。堂吉诃德也一样，卢贡内斯28和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29的情况也一样，《马丁·菲耶罗》已不是同一本《马丁·菲耶罗》。读者们使书本变得更为丰满起来。

如果我们读一本古书，那就仿佛在读这本书写成之时直至当今这段时间的整个历史。因此，维持对书的迷信也是必要的。书本之中可能有各种错误，我们也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意见，但书中仍保持着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是带着某种宗教迷信般的崇敬，而是带着寻找乐趣，寻找学识的希望读书。

这就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讲的话。
                                                                                                                                                                                                                               1978年5月24日，贝尔格拉诺大学

文学也是一种快乐的形式。如果我们在读一本书时感到很困难，这是作家的失败。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是失败了，因为他的作品很费解。

——博尔赫斯｜倪华迪 译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倪华迪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