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著名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在湖南图书馆举办新书发布会。《幸福街》描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幸福街的时代变迁，以及街上两代人数十年的命运遭际，真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社会变迁。何顿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的写法是一种很自由的写法，就是直接面对生活，生活什么样，他就将它提炼、表现出来。“没办法，我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在新书发布会上，何顿与评论家龚旭东对谈《幸福街》小说的创作起缘和过程，他笑着如是说。

 
龚旭东：《幸福街》是何顿老师的长篇小说新作。先请何顿对这个作品做一个简要的内容介绍。
 
何顿：我四十多岁时，特别关心底层人。为什么？我这辈子从读小学、初中、高中起，接触的基本上都是普通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经常骑摩托车到靖港镇、铜官镇等小镇或县城走访。我不是一个对农民很了解的人。那个年代我读书读杂志多，我自己搞文学不能不了解当代作家正在写什么，我发现写农民的小说很多，写乡下人的很多，写军人、干部、老师和工人的也比较多。我想我就找没有作家写的人写。
那些年，除了了解我的同学、知青，我还曾在靖港镇住了两次。一次住了三天，一次住了四五天。有个旅社小老板就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非常谈得来，他给我提供了好多他的同学和朋友的故事。那些年我写了很多中篇小说，发在《收获》《钟山》《花城》《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上，全部来自于镇上人的生活。这么说吧，写现实题材，我是很偷懒的，故事基本上是信手拈来，写的都是自己或朋友们身边发生的事，或者道听途说的，不用花费很多脑筋。
《幸福街》是一部以自己这代人和上一辈人的故事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小说从六十年代开始，直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只是，为避免麻烦，我把人物都设计在黄家镇上。黄家镇，湖南版图上没有。你可以理解成县城，也可以看成古镇，还可以看成就是你生活的城市。
 
龚：你写《幸福街》，是什么事情触发了你？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
 
何顿：这个问题很复杂，还很奇怪，奇怪得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迷茫。2015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躺在省附二医院十四病室的病床上，面对病床有一个小黑板，写着我的真名：“何斌、直肠癌。”我天天望着，发呆，想我这么一个如此健康的人，怎么会患这样的病？那会儿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忽然很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做幸福？健康就是幸福，活着就很幸福。健康问题没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健康是什么，检查出癌症来了，人就茫然。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想，如果我能活着走出手术室，我就写写自己这代人。其实早就起了这个心，还在二十年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这代人还年轻，还有变数，总结一代人，要到60岁的时候。
 
龚：经过20年思考、沉淀，经过面临生死的触发写这本书，具体落笔是因为什么事情？
 
何顿：躺在病床上时，人爱胡思乱想，一时想大学时代，一时想知青生活。有天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突然想起了“林阿亚”：一个妹子。我还记得她，我画过她，夏天画的。她穿着短袖的确良衬衣，一条男式的球裤。生病的时候，脑袋里居然想起了后面几十年再没遇见过的她，有点奇怪。这个少女时代的“林阿亚”，一个模糊、美丽的影像，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起因。《幸福街》，我写了三组人，一组是林阿亚的父母和我的父母这代人，这组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另一组是哥哥姐姐们，当时是红卫兵，冲击别人；第三组人就是我自己这代人。我们当时还在上小学。写这三组人共同经历那个年代，用三个角度看待那个年代，会有不同的效果。我是这样想的。
 
龚：你的很多小说涉及到人和时代的关系。人物的命运体现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幸福街》也是这样，其实是三代人这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是否想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人生经历折射这段历史的发展？与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节点有什么关联？
 
何顿：写作中开始没考虑这一点，但几代人都经历了文革，又走进了改革开放，也就写到了改革开放。我觉得我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就是一个书记官，把时代中的人物准确把握住就非常了不起了。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法国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代人性残忍的地方。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有不同的追求，我应该算现实主义作家，我都是写现实题材，写自己经历的时代中的一个个人物。我甚至想，即使百年后、我自己死了之后，那个年代的读者手里捧一本我的书，无论是《我们像葵花》还是《幸福街》，就能感知一百年前，湖南的某些人的生活就是我写的这样。若后辈人能从我的作品中还原历史，我想我就知足了。不知道我这个野心好不好。
 
龚：蛮好呢。这部小说我读了四遍，它很典型地表现了5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何顿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他们的出生、性格、气质决定了当他们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会去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方向，会就必然有不一样的后果。这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和经历最后导致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很大的差异，有的人经过读书改变了命运，有的人立足于本土，依照自己的本心去做事，最后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一个成功的扎扎实实的人，也有的人在生活中经不起诱惑，有了很不堪或很艰难的命运。这样一种分化，我觉得何顿表现得特别真实、珍贵。他写这个过程，没有粉饰、伪饰、夸饰，而是按照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小说里表现一代人的群像，我很感兴趣你写作中和完成后最喜欢、特别着力表现的是哪几个形象？
 
何顿：写的三组人里，父母那一辈，周兰我琢磨最多。她的命运很坎坷，老公被打成国民党军统特务，判了刑。我把她写得很复杂。开始写得很简单，但有人提出来说，她应该有很复杂的心理变化，应该去揣测。当时面对周兰，区革委会主任严伟动了淫心、玩弄她。我开始对她的心理揣摩不够。我不是女人，我就跟我妻子探讨，又跟别人讨论，我要证实这个女人当时为什么会接受严伟。我改了很多遍，我想我得把女人的思虑、害怕、担忧和依赖等等心理捕捉到，写到小说里去。周兰是我动了很多脑筋写的一个。然后是林阿亚，这个人物我花了很多心思。她是我非常偏爱的一个女孩，是我少年时候喜欢的那类型女孩。有一个章节写她去领骨灰，我曾经想去掉这个章节！一个小女孩，父亲被打成国民党军统特务，母亲被关在牢里。民警通知她去火葬场领骨灰，她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胆子小，要何勇陪她去。当她领到骨灰，走出来，腿一软，骨灰坛掉到地上，骨灰撒了一草地，她蹲下来边捧骨灰，边对着骨灰喊“爸爸呀、爸爸呀”时，我自己眼泪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很奇怪，六十岁的人了，我不怎么流眼泪的，居然流泪了，估计是动了恻隐之心。
第三个人物是何勇，他也是文革中玩着玩着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也没读书。我在文革中长大，父亲被打倒。我读大学的时候觉得没文化会被淘汰，没文化当不了一个好画家。我就去读文学名著，我看到当时的杂志上写的小说不怎么开放，就失望，觉得我可以去写。当时我父亲已恢复了工作，在教育学院当副院长。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女的。那女老师晓得我爸爸是副院长，说：“你看到什么喜欢的书，只管拿。”我当时拿了很多文学和哲学名著。她见我抱不下，还给我一个网袋子提书。那几年我就努力读书，结果读书改变了我的兴趣，本来我是想当个画家的，但经历这么多事，我想我也可以当个作家，作家更可以表达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对几代人的认识和思考，画画不足以表达我的心声和内心的感慨。
我写何勇，是想写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他和张小山、黄国辉一样，也是从小玩着长大的，但他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何勇后来当了派出所所长，他和林阿亚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阿亚是他奋进的力量，或者叫动力。她考上大学走了。文革中，一些同学读书，书包都不带的，来学校就是玩。我们正好是65年进小学，76年毕业，初中、高中都只读两年，读鬼的个书！何勇是后来通过读函授改变了命运。我们这代人，读书与不读书，差别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人摆脱了那个年代的种种束缚走出了困境。黄国进是我们这代人里运气好，又肯学习的人，所以他走了出来。同学们都不读书时，他读书，77年考取了大学，后来成为厅长。黄国进这个人物，是应该多写几笔的，但由于篇幅关系，我没多花笔墨写。
 
龚：我特别喜欢何勇，他的岗位很平凡，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家庭中扎扎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当好自己该当的角色，作为派出所所长他也受过很多诱惑，但能够保持初心，特别可贵，还有一个与何勇相对应的朋友黄国辉，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形象，他是一个很讲义气、很真实的人，学过武，当协警时见义勇为，做得很好，最后，因为性格的弱点杀了人，被枪毙，这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特别真实。
 
何顿：黄国辉，我写作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就是南门口、下河街里那些不读书但爱听书的人，听《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等等，这种类型的人脑子里储存的是传统文化，讲义气时有点不分好坏。《水浒传》里多少人为朋友两肋插刀？黄国辉就是这类型人。他坏么？
张小山有坏心眼，伙同黄国辉一起毒死同学鱼塘的鱼，同学分钱分少了，他就打举报电话，看着同学在他的举报下被抓走。黄国辉是讲义气的人，他的同学张小山犯了法，他竟把张小山放走了。何勇很生气：他太没原则了。作为警察是该有原则的，后来写何勇和黄国辉的关系，那是男人之间的情感。他曾警告黄国辉，要他不要犯法，黄国辉犯了法，去抓黄国辉的就是何勇。黄国辉是个很有武艺的人，当过协警，一旦派别的人去抓，黄国辉会反抗、逃跑，会生出很多麻烦，甚至会有更要命的事发生。何勇晓得黄国辉是什么角色，他必须亲自出马。他去抓黄国辉，黄国辉很愧疚。身为派出所所长的何勇，曾多次警告和提醒他不要犯法，黄国辉心生羞愧，觉得自己没听朋友的劝告。这种心理是男人之间才有的。
 
龚：这一组人物中何勇、黄国辉、张小山是“油盐坛子”，三个人命运的分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小说里女性特别出彩，不仅仅是林阿亚、周兰，赵春花也很出彩，在塑造这几个女性形象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的情感？
 
何：我住的那条街确实有几个很漂亮的妹子，陈漫秋比我高一届，是学校舞蹈队队长，我那时也在学校舞蹈队跳舞，她在上面带着我们跳。她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读大学时，我父亲调到教育学院，我们家搬走了，很多年不见这些人了。写这部《幸福街》时，不但想起了林阿亚，还想到了陈漫秋。我塑造这两个姑娘时，很小心，生怕写不好她们。我曾经把陈漫秋的生活写得很灰暗，但自己阅读时，我想我不能这样写心目中很神圣的女孩，她们是我青春时期的偶像，这种偶像不要损坏了，应该重新把握，保持这种美好的形象，让小说的色调温暖一些。
 
龚：这个形象有比较大的修改。赵春花作为一个形象不比周兰差。因我比较了解这个小说的整个写作过程，读初稿到最后这一轮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包括开头。开关是写两个家女人同时怀孕生产，说如果一男一女就对亲家，让孩子结为夫妇。
 
何：他们最后没有结合，这两个人物如果最后不在一起，就没有必要用那个开头了。我写何勇为林阿亚做了很多事，帮过很多忙，但不能把他们写到一起。林阿亚在上海，何勇在黄家镇，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太勉强了。写作，得按照一个人物内在性格和逻辑去写，小说的人物走向，要符合逻辑思维。我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会走到一起。我很矛盾，我每写到何勇帮林阿亚，自己心里也热乎，边想他们会不会生活在一起。我很想让他俩生活在一起，但他俩的差距太大了，我想如果要忠实于生活，那就只能是这个结果，再美好的初恋，也是会分开的。
 
龚：这本小说是2018年重点扶助小说，请了全国最好的批评家来提意见，有的意见非常尖锐，大改了四轮，这个经历是何顿创作中很少有的，这种修改的力度也超过了以往作协重点小说的修改力度，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在修改中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何顿：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四月份就写完了，如果不发给评论家看，五月份、最迟六月份就出版了。我的小说，都是出版后评论家才读到。这次是个例外，我想让评论家看看，提提意见也好。结果提了一大堆意见，脑袋都大了。但我这人能听进不同意见，因为我并非一个固执的人，其次我觉得人家读了书，还做了笔记，他的意见就值得认真消化和思考。那段时间，我吃饭、散步都在思考意见，周兰的改变就是思考意见后的结果。陈漫秋的改变，也是在思考意见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这个人物的走向。这部作品，是我唯独改了四次的作品。原先的作品都是一稿写成，写完就交给出版社出版。我感觉这小说的语言比以前的精炼，小说内容更凝聚。
 
龚：我特别强烈的感受，是这次何顿的语言有很大的变化。何顿的语言很率性的，他的有点“糙”的、率性的语言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特征，而“糙”恰恰是他写的许多人物身上独特的特质。但这部小说涉及历史感，反复修改，感觉语言更加精炼、凝练了。在语言上，《幸福街》是何顿写作以来最出彩的作品。
 
何：有可能。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面对着电脑看，看这一段文字有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我反复看，觉得不理想又修改。我感觉我在做手艺，像是湘绣师傅，在绷子上绣花，细节是一朵一朵花，把这朵花绣好，又把那朵花拼接好。感觉自己就像在描绘一幅《清明上河图》。动了很多脑筋。
 
龚：对这部小说有什么期许，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何：大的期许不敢奢望，小的期许则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读它，了解我这部花了很多心血的、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人物群像创作。下一部想写《国术》，我今天很高兴，来了一个让我意外的朋友，他就坐在这里，他是《黄埔四期》小说素材的提供者之一。如果没有他和另一个朋友提供他们父辈的故事，《黄埔四期》这部小说就不可能有。我要谢谢他。我现在又是被一个这样的朋友提供的故事所打动。没办法，我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