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图/受访者提供

 

　　湖南人读田耳，很容易会心，非湖南人，读不出字里行间特别的湖南味儿。

　　长篇《天体悬浮》里也有这特别味儿，田耳再一次写派出所辅警的生活，现实、底层、“一地鸡毛”的状态，人的善恶好坏没有明显界限，皆蒙昧于说不清的世俗生活的漩涡。男一号符启明是典型的“人精”，现实生存能力强，左右逢源，脱离辅警生涯后恣意妄为，却也有灵魂升华的渴欲。田耳以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天体悬浮》(20万字)，日前获评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该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27万字)。

　　田耳小说还是蛮有湖南味，只要读他的小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他的“佴城”，打着湖南烙印。语言是湖南味的，人物的思维是湖南味的，有些场景、故事，是属于时代、属于命运的，也是湖南味的。这不是说“乡土”，而是“现代”，“很现代”。

　　田式语言爽快、利落，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他的短篇小说极为节制，宛如武功秘籍一样，埋藏了这位小说作者的“门道”。他写长篇不多，到《天体悬浮》大约摸到了写长篇的章法，说得俗气一点，体现了一个话痨的本质。作为一个从小口吃、因此备受磨难的人，一旦有机会便就滔滔不绝，长篇里，体现了这个“滔滔不绝”。

　　他的小说好读，包括《天体悬浮》，可以看到推理小说之于他的影响，他喜欢松本清张，他是奇诡的渔翁，钓鱼的钩子埋伏很深，很远很远之后，不出意料地鱼儿上钩，衔上前边抛出的钩子；他像一个顽童，又逻辑缜密、胸有成竹，把一切掌控得好，纹丝不乱。他的小说看似是通俗的，但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有严肃文学的核。骨子里蛮严肃。

　　田耳独特之处是，有对于人情世相的独特看法。通常意义上的观点、看法，他是没打算接受的，他接受的是自己观察琢磨出来的、完全田耳的观点。他简直是个观察家，这观察的能力他比一般人擅长，借由观察，他能很妙地运用各种方式得来间接经验。他相信人性本恶，他是从人性本恶出发去看世间。在他笔下，其实没有截然的好人、坏人，善与恶，做“齐物”之观，人性有其模糊不清的地带，或者这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真实。如果说，湘西(吉首、凤凰)那片土地有形无形在给他滋养，那么他的童年经历也深刻影响着他。一个不被待见的孩子，手脚不灵便，成绩不优异，压抑过久过深之后，他将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打量世界，也将不以通常的方式书写世界，而这，是田耳的方式，田耳的世界。

　　这样比可能不太恰当：湖南的70后作家，出生于益阳的盛可以，出生于常德的王小菊—这两位是女作家，但是小说里没有小资、娇气的东西，是关注真实的现实生活，骨子里有一种硬气，田耳这纯爷们就更加了。如果要与曹寇、葛亮、路内、徐则臣、赵志明这些70后作家比，充分证实了：每一个人都从故乡及自身经历获取宝贵营养，都以自己的独特表达成名，田耳的独特表达，是潇湘子弟的独特。

　　沈从文是在异乡写沱江边的人事，田耳窝在沱江边，写着内心之城(涵括沱江边)的人事。沈从文对于他并没有显现的影响，但我们都能体会到那一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潇湘晨报：你说过符启明、丁一腾就是一个人的两面，那么单说说符启明这一面吧，符启明简直就是人精，很强的业务能力，很强的现实生存的能力，从辅警到开赌庄、非法融资、控制“红灯”产业，你个人如何看待他？

　　田耳：符启明是我写失控的一个人物，开始并不想写成这样子，写着写着，我身边许多熟人的性格特征越来越多地叠加在他身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遭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所以出现了很多冒险家。有些人不会觉察，符启明们却不会孰视无睹。他们通过商业法则，依赖个人生存能力，将各种资源占据。这些年，中国许多商人都是冒险家，有些赢了，有些输了，很难给这些得失起伏的情况捋出一个逻辑。符启明的命运有其偶然性，我不觉得他最后的入狱是他的失败。这个人物写失控了—我也不怕失控，只要笔下的人真实可信，小说就成了。符启明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我很高兴写出了他。

　　潇湘晨报：小说将社会底层辅警的生活写得立体可信也很压抑，他们没有正式编制，只是临时工，过着“一地鸡毛”的世俗生活，如何看待现实中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田耳：我去体验生活时，他们是临时工，我连临时工都不如，有些辅警对我是居高临下的—他们已经是底层，但没建立起平等观念。平等对一些人来讲，是罕见的。

　　我记得小时候，学校每年都有大合唱，我小学的班上，23个男生，22个女生，结果有次合唱比赛，就挑了22对，单把我一人刷下来了，还要我守教室，老师怕我一个人出去玩，还把我反锁在教室里面。这对于一个人内心的摧残是非常大的。初高中大合唱，我也总是被刷下来，幸好不再是独一个。高三大合唱，班主任让全班每个人都唱，班主任其实看我挺不顺眼，但这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唯一参加的合唱，至今我心里对这班主任仍是感激。基于我自己的遭遇，我对平等比较关注，比较爱琢磨，比较容易发现细节。

　　潇湘晨报：你对底层人们还是有一种同情。田耳：我对于底层不敢说是同情，我有什么资格同情？颁奖词说我有“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至少同情心我是不敢当的，要说防备心那倒真有。防备绝对不能少，不接触是无法想象的。

　　我以前有个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1999年我在吉首文艺路的家电商场推销空调，那时候文艺路作为家电商街，除了商家、推销员，还活跃着许多维修工、板车工。我天生喜欢听人摆龙门阵讲故事，想和板车工喝喝酒，聊聊天。但我意识到，要与板车工打成一片是很难的，他们觉得推销员干活比他们轻松，赚得比他们多，心里就有疙瘩。当时全国“五交化”纷纷倒闭，如果倒闭，我也是临时工，板车工还盯着我们。板车工拉的板车，中间有个夹层，记得“五交化”搬迁时，他们疯狂偷窃，放入板车的夹层。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偷抢，而是反抗，是为自己争取利益，丝毫没有羞耻感，甚至还洋洋得意。

　　某天要送货，我叫了经过商场门口的一个板车工。这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板车工突然开骂：“你什么东西！敢来使唤老子！”原来他和他兄弟拉了几年板车，连偷带拐赚下一笔钱，最近刚买一辆货的，已经不是以前的板车工了—身份已经变了。他压抑太久的情绪瞬息间爆发了。我却感到恐怖。一个人那么容易背叛他们的身份，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塞给他的扭曲心态。瞬息之间，就变了个人，与之相应，就变了张脸。没过多久，这人撞了人，货的没有了，眼光又变得恭顺了，我却再也不敢与他打交道了。

　　潇湘晨报：小说里的辅警们，为薪水去抓赌徒、偷情的人、出卖肉体的人，转眼自己也可以成为赌徒，与人偷情，与她们上床，似乎一切都是可以随“利益”而转化的。

　　田耳：抓人的，很容易成为被抓的人。不仅是“佴城”特有，这也是中国的强大“传统”。所谓“倡优皂卒”，《天体悬浮》里警察不做“体力活”，所以雇了那么多辅警，辅警相当于古代“倡优皂卒”的“卒”，“卒”是最底层执法者，正因为没有蹿升身份的可能，所以他们执法才能凶狠，才会具有震慑作用。在我小说中，辅警们抓地下赌庄是一门生意，开地下赌庄也是一门生意。最基层的执法者，本身是临时工，来执法完全是为了钱，而执法是需要成本的。风险、收益也要有比例，即便是一条贱命，也得有回报。干什么、有多大危险性来决定得有多少回报，连这回报也没有，再有什么命令他们必然阳奉阴违。这些年，警察制度改革，提倡文明执法，包括执法场面必须用录像纪录，这都是很大的进步。

　　田耳，本名田永，1976年生，湖南凤凰人。

　　《郑子善供单》获第十八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夏天糖》获第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姓田的树们》获第三届贝塔斯曼杯全球网络原创作品大奖赛中篇小说奖；

　　《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及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

　　以《天体悬浮》获评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

　　另著有中短篇小说：《衣钵》、《重叠影像》、《你痒吗》、《坐摇椅的男人》、《狗日的狗》、《湿生活》、《环线车》……长篇小说《风蚀地带》。

　　潇湘晨报：小说里写了许多观星的场景，相对于压抑的底层辅警(不做辅警之后)的生活，这有一种超越意义，你自己是怎样考虑的？你自己也买过望远镜观星，是怎样的体验？

　　田耳：我喜欢看天文类书。天文数字，和日常生活一比，一下子大得不得了，日常生活里用千、万就够了，到了天文学里，动辄几亿、万亿，这数字概念一下把你冲击到了，从而产生渺小的感觉。当你一不小心拿了个奖，要冷静下来，很简单，拿出天文书翻一下，小小得意一下子无影无踪。全是辅警的生活，也确实压抑，想有点宏观性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就像菜里盐太多，放点水或白糖来调剂下，一开始也只是试一试，将“观星”引进来之后，小说名也随之得来了。有网友评价说这个小说写出了一个人(符启明)对于灵魂的渴欲，不管他的肉身离灵魂有多远，是从符启明热爱观星而来。

　　夏天我也喜欢睡在屋子平顶上，看着星星睡，星星在你视野里，相隔咫尺，却可能是几亿光年之外，这数据会把人搞崩溃。此时孤独感也来得强烈；孤独感蛮好，很多人无所事事，无法一个人呆着，一定要一帮人在一块，他会说没有孤独感，其实他有更大的孤独，而且从不曾意识到其实可以享受孤独。我自己也买了望远镜观星，可能是设备不好，没观到什么。观星容易上瘾，我是容易上瘾的人，以前集邮、藏书搞得不亦乐乎，一旦搞成爱好，就占用很多时间、金钱。如此，不敢爱。

　　潇湘晨报：不仅是《天体悬浮》，你的小说故事往往发生在“佴城”，“佴城”是一个怎样的城市？跟吉首、凤凰的关联是什么？与你小说的关系是什么？

　　田耳：可以这样说：我笔下的“佴城”，是一个从不确定的想象地域。佴城出现在我很多小说，有时候它是一个市，有时候是一个县城，有时又像只有一个镇的规模。好玩就在这里，一切完全由我来操控，它在某一篇小说里，只要完成我对小说的设定，让一切自圆其说就已足够。它可以根据我的需要任意去揉捏，扩大或缩小。它是我内心的一个城，可以包容我的一切经历，包容已知未知、过去和未来。它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我说了算。

　　也可以这样说：“佴城”，有我在吉首、凤凰生活的许多私人体验，最主要的部分其实是吉首，1992年，16岁，我去吉首读高中，2002年回凤凰，人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吉首度过的。吉首、凤凰算得上是一个地方，走高速就十几分钟，也没多大区别。

　　《天体悬浮》里写的人的性格，在湘西真是普遍的。在湘西地区，吉首凤凰，还是以老实忠厚温和出名的，我去过江浙一带，感受到巨大的差别，江浙文化渊源厚重，说话斯文；在湘西这边，打招呼会说脏话，就是这样一种风气。

　　“佴城”，其实有一定的随意性，其实也是一个“省事”，想人名地名很麻烦，懒得起人名，我短篇里，用很多“小丁”，懒得想地名，就都叫“佴城”。

　　我以前体验生活的派出所就在吉首。我写《天体悬浮》时，脑袋里有很具体使用的地理概念，本地人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也有一些地名是无法对应的，比如“左道封闭”，曾经我确实看到过一座桥，封了一半，我坐车经过，见到“左道封闭”四个字。

　　如果不离开凤凰，我的小说应该都会发生在“佴城”。

　　潇湘晨报：有人称你是湖南版的王朔，怎么看？《天体悬浮》某些地方有点《动物凶猛》的感觉呢。

　　田耳：这样说是抬举吧。王朔是我景仰的大师。真正触发我走上写作之路的其实就是王朔的《动物凶猛》，王朔语言有种力量，促使人想表达。那时还在念高中，我在追一女孩，给她写情书，大量使用《动物凶猛》里的句子，写情书没达成所愿，但写情书的过程中，我对写作产生了巨大兴趣。《动物凶猛》直接影响到我写小说，《动物凶猛》我至少看了三十遍。

　　我像王朔是正常的。我想像他，我蛮像他，我骨子里天生可能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处。很自然就那么写，就很舒服，不是有意识去学的，有意识去学也可能学不像。没有刻意模仿，也没有刻意回避，一切是顺其自然。

　　潇湘晨报：还有哪些作家深刻影响到你？

　　田耳：如果说金庸让我知道故事具有致幻的效果，王朔、余华让我知道叙述的腔调乃小说第一性。外国小说则让我知道小说有无限可能性，外国小说对我影响很大。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很多很多。

　　说说拉格奎斯特的《大盗巴拉巴》吧，基督耶稣愿意为大盗巴拉巴而死，当巴拉巴被替下后，从不理解耶稣到皈依耶稣，有了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这小说对我帮助非常大—我在小说里也喜欢写人物的心路历程，故事是平的，心路历程是向上的。这一点较好落实到了《一朵花开的时间》里：钱塘江江潮来时，鲁智深坐化了。鲁智深那样率性，毁像开戒、醉打山门的事都会干，最后怎么会圆寂？小说里写了他的成长经历，用特殊方式悟道，感受到佛学精神，让人觉得最后坐化是顺其自然，理据充分的。小说里有心路历程，甚至能写出仪式感，我想往这方面走。

　　(笑)这次领奖，灯光一打，有点仪式感，突然被仪式了一把，有点荒诞，有点美妙。

　　《天体悬浮》里仪式感没达到，心路是慢慢往上走的。有人还是喜欢符启明就是因为他的心路是往上走的，尽管有诸多瑕疵，但是渴望灵魂的升华，有这一点，就不庸俗。他有皈依之感，想用一种方式完全升华自己的灵魂，一直想建天文台，这是灵魂渴欲的具象化。

　　潇湘晨报：说说写作、阅读之外的生活吧。一个作家和他的朋友们怎样保持关系？

　　田耳：除了写作、阅读，朋友邀就喝喝夜酒，结婚后喝得少了。以前没几个朋友，我老婆认为我有点孤僻。说白了，是获奖之后，很多人主动过来和我交朋友，我们互有来往。在小城里，朋友就是一起喝喝酒，我讲了笑话，他们笑笑，他们讲了故事，我可能会用到小说里。我们不交心。要交心的话，他们会以为是怪物。可能是县城太小，彼此太熟了，吃牛也吹不了，几斤几两都一清二楚，不像大城市，彼此陌生，想怎么说可以怎么说。我与本地朋友聚在一起，是没有什么话的—喝酒，借酒劲才说了些话—而且在一起必打牌，不打牌就没朋友。

　　为什么小城卡拉OK盛行，唱K就是公式化、标准化的情感表达，失恋了唱唱《离歌》—要表达情感通过K歌房。这反倒说明，我们正经历一种集体的失语。若要大家用自己的话表达心意，往往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也很渴望与写作的朋友一起交流，彼此一说，一下就能领悟；但这交流也不能太多，交流太多也会让人“漏气”，有损写作的快感。我能写还是跟呆在凤凰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状态的地方有关。

　　我面临不太好的境况：以前朋友知道我写小说，但不知道会发出来，就瞎扯，我能得到很多，他们给的都是原始材料；现在，他们经常给我加过工的产品。最痛苦的是，有年纪较大的人找到我，要跟我讲故事：“我的一生就是一本大书”—但听了半天我什么也得不到。说这话的人通常会加工他们的经历，一旦加工，大都是舍去有用的东西，留下残渣。

　　我把听来的故事或某个朋友的经历写进小说—“我写了，你去看一下”，他们看不出来。《衣钵》写了道士，确是从同学经历来的，他说：这是你虚构的，和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