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老师上升空间窄 我靠市场说话
凤凰湖南:从寒门学子角度来看,《活着之上》里的情节,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沉重现实。
阎真:确实。现在年轻人成长特别艰难,跟我们那时不一样。我们大学毕业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到中央机关很好的单位;回湖南,大学、电影制片厂、社科院、出版社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大学本科生可以到大学去教书,但现在一个北大清华的博士,想到大学教书都不容易。
凤凰湖南:对,就像“博士”这个称号,以前在人们心里有种高攀的感觉,现在却有些变味?
阎真:现在博士也多了。招一个人, 8个博士来竞聘一个岗位,结果一个都没招。像高校的编制,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满了,稍微好一点的大学,一个博士要进来都是非常不容易。如果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岗位,要想在这个岗位上获得成长,又是另一种不容易。以前博士生到高校,会自动转成副教授。现在有些博士来高校六、七年,评不上副教授,也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而副教授的身份,又与他的收入、自尊心都是挂钩。知识分子本来自尊心就强,很敏感。
凤凰湖南:如果非常努力,在高校进步空间大吗?
阎真:那还要靠运气。例如评国家课题,确实很难评,第一要水平高,第二还要别人帮你说话,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像我这样, 就可以不要找什么人说话,因为我是靠市场、出版社说话,这也是我为自己开了个窗户。如果我纯粹搞学术,那也是个很大的挑战,要么水平高到压到一切;要么找关系求人。包括我到了今天,有时候发篇论文什么,还要去找人、求人。但没办法,这是你的职业,你的职业要求。
凤凰湖南:这个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它原先所设定的游戏规则。
阎真:是的,你要符合游戏规则,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关系化了,有了这个市场、人情在起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人情在起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钱在起作用。 人情因素是你建立这种关系时所要的,但还要有点互利的东西。就像请一个学者来讲学,请的都是什么评委之类,背景含金量很高。这既不是受贿也不是腐败,他就是讲学,完全程序化。但是这个机会只有他这个背景身份才有,别人是没有的。
凤凰湖南:而一般的高校老师,要靠近那些评委也比较困难。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上升空间也就是日趋狭小?
阎真:是的,学校空间也的确不是很大,大家都在往一条路上走,就是教书、评职称,能够搞到全国有名的,那的确是很少。
凤凰湖南:这样很容易逼着那些原本想正常教书、升职的老师心态发生变化。
阎真:对,很多人就会找这个理由,社会和单位没给他公正,他为什么要给别人公正?那他对学生也没什么公正可言,这样的心态,反而让自己变成理直气壮的一位,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凤凰湖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师对学生教育影响还是挺大的?
阎真:这些事情跟学生倒是没有蛮多关系,就是有时讲一些道理时,确实有矛盾。不说别人,就讲我自己,有时上课讲些大话时不太敢讲,没有勇气讲,确实是会心虚,就是你自己都没做得那么好,却要求学生往那个方向努力,知行不合一,有些虚伪。但是我每次都告诉学生要努力,不然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曾是株洲高考状元 就业不选中纪委
凤凰湖南:您是1980年参加高考,那时候您多大?
阎真:23岁参加高考,之前在株洲拖拉机厂工作。那时候,23岁这个年龄已算是大龄,因为前面两届都考出去了。当时有个规定,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要两年后才可以参加高考。我是1978年毕业,硬在工厂里等了两年才参加高考,不然早就考上了。
凤凰湖南:等待高考的那两年,您是怎么度过?
阎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比如说别人下班都出去玩,我就穿着油滋滋的工作服,到图书馆看书;我是控制自动手柄,虽然是自动的,但还是要人控制,不然就会停下,有时我看入迷了,它就自己空转,车间主任就会叫我说话。那时候我每一本书,都被油浸透了。 周边没有一个人学习,大家认为我简直是个神经病,怎么每天都围在工具箱看书。而为了安静学习,我找了一个废弃的厕所,打扫干净,在那住了一年。
后来,高考预考时,株洲有十万多人参加,我考上第一名,比第二名多30多分。这点让我鼓起了勇气,报考志愿时就填了北京大学。
凤凰湖南:成为高考状元,您觉得自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吗?
阎真: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奋斗精神还是有一点。原本我准备考理科,复习方向都是那方面。偶然机会,在《湘江文艺》看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消息。于是,写了篇短篇小说——《菊妹子》,结果获得三等奖,对身为工人的我来说,是莫大鼓励。 于是,在离高考只有几个月时间里,我放弃准备了两年的理科,临时改考文科。虽然历史地理一节课都没上过,但我觉得文科更符合自己心灵的呼唤。最后,地理还考了九十多分。
凤凰湖南:那么发奋读书,是家人要求您,还有其它驱动力?
阎真:纯粹是自己。我进工厂时是21岁,旁边的人说,你干脆安心当个工人算了。妈妈也写了封信给我,说我是在国营工厂工作,大家都非常向往。我接信后大哭一场,觉得连家里都这样说了,应该一辈子没大学读了,当时就赌气不考算了。
凤凰湖南:您那个年纪,在当时也到了适婚年龄?
阎真:早就过了谈恋爱的年纪。但我自尊心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谈恋爱,其实我当时也还算一表人才。但没女孩子给我情书,在工厂时都不理我。因为我在当地,没房子又没有亲人,她们觉得我孤单单的,如果嫁给我怎么办。
凤凰湖南:那时意识到生活的残酷性吗?
阎真:饭是吃得饱,也不算残酷,就是很现实。等我考上大学后,作为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上了报纸。好多女孩子开始给我写信,但是我的心已不在株洲,就没回信,也没保存。
凤凰湖南:考上北大是不是算人生比较大的转折点?
阎真: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有时候想想,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我又不是官二代,又不是富二代,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来的结果。如果当时我放弃了,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下岗工人了。
凤凰湖南:当时从株洲一个工厂到北京大学读书,各方面落差应该也很大吧?
阎真:差距还是很大。刚去第一年兴奋了很久,放寒假回来,把北京大学的校徽别在胸前,生怕别人没看见,是有点虚荣心。 但在我们班上,大部分人家庭条件好,如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班上30个人,就有4个是高考文科状元,根本让人骄傲不起来。我在读大一、大二还比较努力,后两年就稍微放松了点。想着当时忍受了多少委屈,才有现在读大学的机会,到这里又觉得自己不如大学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
凤凰湖南:那您在读大学期间,谈恋爱了吗?
阎真:大学期间没有,读完后谈了。当时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还是有点自卑。但是表面上自卑,内心还是很骄傲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内心觉得在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做出了小小成绩,但也不敢说到什么地步,只能说自己的努力、认真、执着,确实是有一点收获。
凤凰湖南:那些自卑因子,直到现在还存在您身上吗?
阎真:现在应该慢慢没有了,随着自己的进步也消除了。我的自卑,其实还是因为内心的骄傲,别人不理我也不会去搭理别人。
凤凰湖南:当时你们大学毕业后,是包工作分配吧?
阎真:我在北大第二个学期就当了文学班班长,一直当到毕业。快毕业时,又入了党。毕业后我们班主任跟我说,中纪委要在中文系找两个党员干部去工作,她推荐了我。但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我是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不喜欢那种严谨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体验,按照自己生活体验去寻找道路是最好的。反正也没同一模式,好与不好都是对每个具体的人而言。
凤凰湖南:您好像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适合什么?
阎真:这一点我的确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我想要文学,我就考了中文系。大学毕业时我想要的是随便、宽松的环境,就选了不去中纪委。回湖南找工作时有很多选择,有中国社科院、文艺出版社等,因为那些地方都要坐班,我都不喜欢,最后就选择了到大学当老师,我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非常幸福,不用坐班也很自由。
凤凰湖南:这种清醒之心是从小就有的,还是后来形成的?
阎真:这是一种本能,本能告诉我的东西。就像1988年我出国,1992年就回来了,那时候。出国还是件时尚的事。我到加拿大后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适应,一去我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凤凰湖南:那当时出国的动机是什么?
阎真:当时的想法是大家往那走,我也试试。呆了两三年,拿了绿卡也放弃了。别人说那张绿卡抵几十万,我说几十万也不要了,那个环境不适合我,吃饭容易,但是文化生存确实不适合我。那段时期,我启动了比危机感还强烈的排斥感,作为一个打工者,要找一个跟自己专业相结合的文化环境是不大可能。
凤凰湖南:您的内心是高傲的?
阎真:我不服从于别人强加于我的观念。
凤凰湖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吗?
阎真:我也不是至清,在生活中还是很随和的人。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名校老师,而去另眼看人。因为我在“文革”时也没有工作,在社会上打零工,然后到工厂里;出国时,也在餐馆里切菜洗碗这样走过来的。从小就在没有半点优越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个平民。
我在外面没有什么关系 解决实质问题不够
凤凰湖南:抛开作家的身份,您经历过有人为自己前途送礼的事吗?
阎真:有时别人送礼,也是经过朋友介绍过来。如果你不接受,好像两边都对不起,虽然我是那种不搞腐败的人,有时由于面子、人情的问题,但确实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人情难却。所以说,有时候不违反什么原则,小忙就帮一点,吃饭就吃一个吧,只好如此了,只是会有点被绑架的感觉。
凤凰湖南:您自己求过人吗?
阎真:也算求过,为自己评副教授,请某个领导帮忙说句话,就解决了。但在中南大学评教授没有求人。
凤凰湖南:您求人时,心里的憋屈感,是否与作品《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的心态一样?
阎真:那次求还不厉害,我最大的一次求人,是在另一个大学教书时,想借快完成的作品《沧浪之水》,评个职称。
我先写一个报告,说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他们都在大学边教书边写作,评上教授,是不是我也可以凭作品评职称?没人理;我又写,没人理;第三次再写,还是没人理。没办法,我就找校领导,站在领导门口等,第一天没等到,第二天又去等,领导回来了,他在路上跟我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如果你的小说能评职称,那艺术系写出的歌曲怎么算?两句话就拒绝了我。
凤凰湖南:您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怎么样?
阎真:当时我住在筒子楼里,12平方左右。后来评上副教授,集资了一个房子,1室1厅。当时成家了,需要钱的地方挺多,所以用钱很省,到外面吃餐饭都很少。
凤凰湖南:您一直说现在年轻人上升空间很狭小,这个狭小对您来说,是否也一样?
阎真:我没半点上升的愿望了,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当了教授还升到哪里去。如果是行政职务,送给我都不要。如果让我当院长,还难得负责。现在我升个副院长,这个职称也到顶了。虽然教授是分几级,但我升不升也无所谓。所以这个问题对现在的我来说,基本不存在了。
凤凰湖南:您的孩子现在多大了?您对他会有担忧吗?
阎真:今年大学就毕业了,我是很担忧,反复给他讲:如果不努力以后到底怎么搞,他好像不把我当一回事,实在不行就随他去。
凤凰湖南:您会排斥自己的孩子进高校工作吗?
阎真:相对来说,高校是个单纯的地方,至少它还有个学术标准,它对官文化标准和关系标准还是有很大冲击。你到别的地方,连个标准东西都没有,大部分是关系、官本位起决定性作用。
凤凰湖南:所以您会为他做安排吗?
阎真:他想出国、读研究生还是干什么,都随他自己去搞。我讲的话,学生都听得进,可自己儿子却听不进,我在他面前没有权威性。实在不行,让他在社会上搞两年,碰壁了,就知道,没人帮你,能有什么发展空间。
凤凰湖南:您会为了儿子的前途,去做类似“找关系”这些事吗?
阎真:这句话真不敢说,为了儿子前途,又到了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去求人,只能说尽量不搞,就看他自己努力,最好不要给我出难题。我没特别高的要求,实在不行,找个熟人,让他去哪个公司也可能,但我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关系。
凤凰湖南:您在外面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
阎真:有关系也是表面上的文字关系。我没有给别人搞过利益交换,就是说利益交换或输送的这种关系没有,既然没有这样的关系,怎么会有那样的关系网。假如碰到要解决实质性问题时,那种关系程度就不够了。
一个朋友,平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可以,但他不会因为这点文字交往,去帮你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如果他愿意帮你,那还是蛮够朋友,但你的人情欠上了,以后他有什么事情你肯定要挺身而出。所以真的不敢说,这个不是唱高调的事情,唱高调唱不了。
凤凰湖南:这些才是真真切切现实的问题,我们谁也不敢在它们面前随意唱高调。
阎真:是的,包括我自己在小说里这样写了,但这个东西让我唱高调,我还真唱不了。我只能希望我儿子能够自己解决,找到一个比较正规的道路。实在要帮,只能在经济上,帮他买个房子买个车。但作为一个男人,要在世界上立足,总要有个事业空间,到哪里去找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不是又能接受你,这些问题,都是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