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炽热，从来是长沙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巷子或宅院，寻找一处心静之地。

　　在一片闹市中，一条显得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作家唐樱的工作室。二十平米的空间，自有一种定力。

　　一整面墙的书架，满满都是书。地上堆着百来幅油画——阳光与水草，月亮与女人，野兽亲密无间，神秘的夜晚外似有一双眼睛——一切太有魔力了。

　　文坛的朋友偶会来这喝茶、聊天，比如作家阎真、王跃文，话题从文学创作到社会百态。兴致恰好的时候，唐樱会在二楼放点音乐，于是音乐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唐樱平时在这里写作。近两年来，她“突然地”迷上了绘画。她画画从不打草稿，原本想画一块石头，变成了蒲团，画一朵花最后成了一只鸟，这都是常有的事。

　　但这似乎无关紧要，她的画布总会如魔法般给人惊奇。南方建筑，细密的水草，森林中的火把，月亮上的女人，无拘束的各种意象。

　　今天偏好这种色彩，兴之所至用画笔加上一笔呼啸的风，颜色堆砌便成了另一个王国。而每一个王国里，都有着故事。

　　对唐樱来说，写作与绘画，是她在不同生命阶段抚慰自己和周遭人事物的最好方式。16岁时，她在《年轻人》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小说《滴翠的连理枝》，自此，文字成为她源源不断表达的出口。

　　2013年，她的另一道艺术密码突然被打开——一种巨大的创作欲望和冲动，使她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油画上。

　　生命的经历沉淀成智慧，所有令她心动的人物、花草，情绪、色彩，以她喜欢的样式和感觉跑到了画里。

 

 

　　她画心中的小怪物，他们戴着面具，举着火把，在荒野与儿童共舞。她画靛蓝与棕黄交织的树林，忽亮的山洞口，一定飘荡着神的回音。她的画里都有远方，都有光亮，都有一种无知的力量。

　　在画完一幅画后，她这样写道：我的心里突然涌出自己也不完全明白的感想，人生活在世上会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切问题的开始，都是由自己开始。

　　唐樱用写文章的感觉画画。在她的绘画与写作之间有着某种共通。

　　写作前，她并没有安排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是被主人公的命运牵引着走。“就像一种通灵的感觉，甚至于我自己都不相信，主人公的生活我没有体验过，但他在我脑中告诉我该怎么做，该往哪走，于是我就这样写。”

　　于是她也这样画。这成为她发明的独特的绘画语言。

　　评论家李健说，“看唐樱的人，应当说是巫婆的后裔差不多，她幽深的眼神后面，仿佛总有意想不到的变数。”

　　湖南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南部边疆，又称南楚，生活着百越、苗蛮等少数民族，信巫祀鬼，歌舞发达。

 

 

　　某种无法言说的神秘色彩，或许可以找到源头——唐樱正是百越国僮王后裔。源远流长的南楚巫傩传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一道底色——巫风。巫风，似乎就这样跑进了唐樱的绘画里、文章中。

　　很多女作家，从文又绘画。张爱玲喜欢画画，她的画如同文字一样，孤独而冷峻。席慕蓉爱画画，画作如同她的诗歌“一棵开花的树”“七里香”一般，清雅剔透。

　　唐樱的创作不凿痕迹、顺其自然。当神灵之性所至，她笔下意象变得超凡脱俗，隐隐透着一股神秘莫测的气息。

 

　　在中国文学体裁中，儿童文学向来是弱项。有种说法是“一个没有童心的人是写不好儿童文学的”。

　　唐樱总是站在孩童的肩头，善于写孩子视角里的世界。《阿鹰》《男生跳跳》《少年阿山》等儿童类题材作品，使她被市场和读者熟识，并获得业内奖项的认可。

　　她曾担任农村代课老师，这期间她直接接触大量留守儿童，十二、三岁的女童被性侵，任意被殴打，残酷的生活状况是广大基层留守儿童的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母亲，女性身份使她有着更为柔软的人性关怀。她到贵州、浏阳等地考察，触目惊心的事实刺激着一位女性作家的创作神经。

　　在《少年阿山》一书中，她以留守儿童阿山的口吻，写他独自到陌生的省城寻找妈妈的过程。其间，他经历了无数曲折，流浪、行乞、擦鞋，尝遍了人生的辛辣五味。

　　唐樱边写边流泪。

　　这本全国第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长篇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一面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自此，留守儿童社会问题透过“儿童文学”在文学界得以关注，并引发各方重视。

　　“这个群体和他们的生存，太需要被更多人关注，这使我有着不得不写的冲动。文学应该产生一种力量。”唐樱说。

　　作家张炜曾说，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对世界和他人应该充满善意，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最起码的。

　　对一个写者来说，比迎合市场创作更为清苦的，往往是孤独地写着自己心灵上的歌，关照社会的缺口。在追求速度快、利润高的市场化大背景下，中国作家无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如果一个写者独善其身，站在远一点的距离观察社会，会更客观，且更能担当责任感。”

　　2006年，长篇纪实作品《长沙记忆·清末长沙“抢米”风潮》面世，这是唐樱写作中最艰难的一次。

　　民国初期，成千上万长沙饥民爆发了“抢米风潮”，这场群众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但在全国市面上没有一本详尽介绍这段历史的书。

　　一种不由分说的责任感，唐樱又一次“欲罢不能、不得不写”了。

　　她多次前往北京查阅史料，在泛黄的采访札记里，她一一辨析和考据，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中，以纪实文学梳理写作脉络——就像一个手艺人，一点一点、慢慢地磨。

　　这本书唐樱没有任何稿费，相反，她自费了3万块钱印刷，所有的排版、校对都是自己做。在做第9次校对时，她胃痉挛。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提出个这样的问题：“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

　　唐樱懂得和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着距离，旁观着沸腾的现实。她觉得自己“必须对历史和时代负责”，也从不干“迎合”的事，无论是迎着市场去写作，还是以她“作协主席”身份，受邀各种活动或荐书。唐樱执拗，“我心里不想写的就不会写，即使给钱我也不写，没那个欲望。但我想写的，即使我出钱我也愿意。”

　　唐樱自由地写，自由地画，用这种力量来抵抗颓废、沮丧和失望，也用它来关照社会、记录时代。在遇到文学与绘画后，她终于说“我的生命就有了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