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学生、教师、公务员、作家……

　　54年，王跃文换了四种身份。

　　4月12日，他又新添一个身份——湖南省作协主席。

　　我徘徊在挂着“主席”名牌的办公室门前，给他打电话。

　　他从“专职副主席”的门里走了出来。

　　还没换办公室？他忙不迭地摇头，笑了笑，“不用换，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赵颖慧

　　如何看待新身份？就是个为文学服务的公职

　　采访约在下午3点半，王跃文提前了半个小时等候。

　　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信条，“记忆里不记得迟到过，一般都早到。”

　　15年前，因为《国画》，他离开了政府机关单位。15年后，同样因为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家喻户晓的他，成为湖南省作协主席。

　　外界戏称“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升官了”，我问，“算不算重回体制内？”

　　“应该说从来没离开过，过去在机关单位上班，离开后，一直在作协。”他说。

　　按照中国官制，省作协主席属厅级领导干部，其产生需经过推荐、公示、选举等程序。4月12日，在完成最后的选举环节后，王跃文正式成为湖南省作协主席。

　　此次选举结果在很多人意料之中，“王老师得到了100%的选票”，一位参会作家说。

　　如果按照行政级别来算，湖南省作协主席应是“大官儿”，他连忙摆手说，“别说大官儿，其实就是一份公职，为文学服务的公职。”

　　2014年，作家王跃文曾与著名出版人龚曙光有一场对谈，龚曙光提到文化人的宿命，“无法主宰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而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这是我们的宿命。”

　　“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触？”我问。他思索片刻，身体前倾，浓黑的眉毛轻轻一挑，“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很认真地生活。做学生是个认真的学生，做公务员就是一个认真的公务员，做作家就是一个认真的作家，始终对生活抱有敬畏。”

　　所以，“30多年前，我不曾想到会成为一个作家，更没想到会成为作协主席。我不是个有太强欲望的人。”他说，“不是我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我。”

　　是如何选择了这条路？文学就是我的天命

　　生活，究竟是如何选择了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20多岁的王跃文在溆浦县政府工作，天天写着官样文章，“从没想过会成为一个作家，但文学梦想从没泯灭过”。

　　因此，他认真努力地为文学“生活着”，几乎记得所有关于文学的第一次。

　　小学二年级，王跃文的文章第一次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校广播体操时间，读给全校学生听。

　　“那是看电影《红灯记》后，老师要求高年级学生写读后感，我是二年级学生，虽然老师没要求写，自己特别积极。”当作范文的原因是，“文章用了许多二年级学生通常不会用的四字成语，比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对孩子来说，这种鼓励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当王跃文上初中时，“走在路上，我自己要求自己，看到任何一个事物，都要联想到同这个事物有关的三五个成语”。

　　“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忘记了书名的书，一本短篇小说集，全部是讲抓特务的，惊险、惊心动魄，环环相扣”，回忆起童年，王跃文眉眼全动，眼睛都放着光。

　　1984年，王跃文成了一名公务员，是公务员队伍中的“文艺青年”。198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8月8日”。

　　这篇刊登在《湖南日报》上的《书房记事》，不足千字，“居然被县里的文友们传诵，真是让我没有想到”。

　　更没想到的是，写的都是“鸡零狗碎”、“日常生活状态”的《国画》会红遍大江南北，但这也成为他离开政府机关成为职业作家的直接原因。

　　从此，“公务员”王跃文成了“作家”王跃文，依然认真地当一名“作家”，为了写《大清相国》，他认真阅读了清顺治、康熙79年的历史，并读了大量野史和杂书。

　　2002年，王跃文40岁，写了一篇文章《四十犹“惑”》，“三十而立，是说自己三十岁就立了志向，知道此生要做什么，追求的应该是什么，并非指三十就要事业有成。四十不惑，是说四十岁后，对自己追求的理想信念更为坚定，不论遭遇多少挫折都不会怀疑动摇”。

　　“所以，你早就知晓了自己的天命，是么？”我问。

　　他点点头，“文学就是我的天命！”

　　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小说所述皆生活琐碎，无关宏旨

　　时至今日，他依然怀念并自豪曾经的“文青”身份。

　　“文青二字色彩越来越暧昧，很多时候用作调侃，有时甚至用来骂人。哪怕如此，我依然为自己曾为文青而自豪。”他在《我的文青时代》中写道，“文青过的人，必是激情飞扬过的人。”

　　翻阅“文青”王跃文的微信朋友圈，是“忍冬居的紫云英、马蹄金与野草”，是“斜阳西下，墨兰花开”，是“梅溪湖，夜访梅”……

　　或许，正因为如此，王跃文才会对人们习以为常甚至麻木的“日常生活”，保持着足够的敏感和好奇心。

　　在王跃文的办公室，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写着“大事小说”四个字。

　　“我的小说所述皆生活琐碎，无关宏旨，每一个人的庸常生活都可谓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宏大叙事固然是动人心魄的黄钟大吕，但日常化的七零八落更接近生活常态，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同样寓于其中。”

　　如果再想追本溯源，或许不得不回到那个叫作漫水的故乡，那里有同样热爱文学的父亲，有教他“紧闭嘴，慢开言”、文采比父亲更好的母亲，有心灵手巧、乐善好施、豪放仗义的村民。

　　以至于，他干脆写下一部小说《漫水》致敬家乡，致敬离人们渐行渐远的“人性美”。

　　或许，这就是王跃文的底色，是王跃文审视生活的参照物。当他带着这份底色，走进职场，与现实生活发生“摩擦”和“碰撞”时，于是诞生了《国画》《梅次故事》《苍黄》……

　　说起故乡，他的神色是温柔的，视线转向窗外，像是对我，也像是自语，“最安心的就是回到那个叫漫水的村庄，一觉睡到大天光，从不会感到害怕……”

　　对话

　　王跃文：五十年后还被读者捧在手里，便是经典了

　　潇湘晨报：有人认为，当今湖南小说是两大特点交融，既有关注当下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乡土小说，如王跃文《漫水》，也有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先锋小说，如残雪的作品。您认为，当代湖南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跃文：我没有能力对当下湖南小说作概括性描述，这应该是评论家们做的事。文学创作是最具个性化的工作，很难拿某个概念准确地限定。尽管评论家们的工作是下定义、作判断、划类型，但很多时候都是有些勉强的。目前湖南的小说创作，给我总的感觉是八个字：精彩纷呈，各有千秋。

　　潇湘晨报：据您观察，湖湘文化对湖南小说作者群影响有多大？

　　王跃文：所谓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我的感觉是：远观似有，近察似无；通观似有，细察似无。所以，所谓湖湘文化对湖南作家的影响，很难作精确判断。然而，事物的某些特点又可以在比较中凸现出来。比较而言，我们会发现，湖南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家国情怀，以及浪漫主义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相对突出，也许这就是湖湘文化对湖南作家的影响。比方说，唐浩明先生写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即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高远抱负和作为，这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显然是有区别的。

　　潇湘晨报：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湖南小说作家群体曾隐隐约约形成一种流派及风格的趋势，但在90年代初令人惋惜地消散了，至今虽然湖南小说地域性明显，但未形成明显的流派。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王跃文：我认为当时的所谓流派不过是学院式的硬性命名而已，回过头去看上世纪80年代湖南作家的作品，未必能看出某个流派旗帜下的风格整合。我不仅不认同所谓的“流派说”，甚至反对作家们盲目地为着某种流派而写作。这是伤害创作自由和创作个性的写作。事实上，很少有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满脑子的流派意念。如果说90年代以后湖南作家们各自干着各自的文学营生，不再被某种臆想的流派下意识地绑架的话，应该是一种幸运。

　　潇湘晨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籍作家群星璀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与鲁迅关系密切。您也说，自己写小说，深受鲁迅先生的启发。您认为，鲁迅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跃文：7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都会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不管是受其文学影响，或是受其思想影响。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给予几代中国人的最大福报。某些否定鲁迅先生的人，他们应该先问问自己的文学建树和人品修养较先生何如。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杂文创作、散文诗创作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山之功。世上最难做的事是开宗立派，鲁迅先生做到了。我爱先生语言的凝炼、精当和飞扬，爱他作品所传达的深刻思想，更爱他为人为文所体现出的硬气和胆气。

　　潇湘晨报：近年来，湖南小说作家的作品中，您有没有发现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