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下午，我省著名诗人草树与本地诗人、诗歌爱好者聚集止间书店，针对当代诗歌诗坛的写作现象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深入当代，言之有物”诗歌创作分享会。活动由湖南省诗歌学会、潇湘悦读文化研究会（湖南读书会）联合主办；止间书店承办；湖南读书会朗诵艺术团友情支持。

本次活动的主持嘉宾为湖南省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梦天岚。在主持人简单介绍了草树先生的生平创作情况后，随后梁尔源会长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开场致辞，他高度赞扬了草树正在进行的“当代湖南诗人观察”这一举措，梳理了本省诗人的重要创作成绩，同时对一些不知名诗人但是作品具有实力的诗人进行了推介，这一自发的举措某种意义上为研究湖南当代诗人的写作情况提供了文本参考。
 

活动现场由朗诵艺术家赵平，子非鱼分别朗诵了诗人草树的《窟窿》《听雨》《在月湖仰望星空》《秋风辞》，在互动环节，作者还在现场针对《听雨》这首诗歌的创作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台下的诗友深入探讨了诗歌写作中用词、立意等一些问题。

草树提到，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定要深入现实生活，要言之有物，切记语言游戏。当下的日常是艺术肥沃的土壤，是艺术的源泉。真正的艺术本身具有繁殖性，只要有一粒种子，落入土里，就会发芽，生根，像野草一样有着繁盛的生命力。面对当今社会物质的进步带来的恶果，一个诗人要保持身姿稳定，坚持倾听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的直觉。诗人的写作要有个人的气息、语调和发声方式。诗人草树还追溯到自上世纪朦胧诗潮发轫开始，很多当代诗人开始追求语言形式上的写作，这种对形式的极端追求导致了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漠视，当然诗歌写作中语言也是重要的，词语就是上帝。词语是光亮，它本身就具有神性。草树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给予了现场诗歌写作者很大的启示。

最后，本次活动前来参加的诗友还有：袁剑虹、刘羊、何畅、文凤、黄峥荣、陈志辉等。

 

湖南省诗歌学会会长梁尔源

 

湖南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鹿鸣

 

本期嘉宾、诗人草树

 

本期主持人、诗人梦天岚

 

湖南省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刘羊

 

湖南省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张立云

 

诗人、律师袁剑虹

 

诗人周伟文

 

附文：深入当下，言之有物

 

草树

 

任何艺术家都离不开当下，当下的日常是艺术肥沃的土壤，是艺术的源泉。真正的艺术本身具有繁殖性，只要有一粒种子，落入土里，就会发芽，生根，像野草一样有着繁盛的生命力。那些以文化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在发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同时，同样离不开当下，离开了当下，就势必陷入极端个人化的神秘主义的胡同。克罗齐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通常是按照当代诉求去写的，势必打上深深的当代烙印。而对于诗来说，诗的语言在言说之途，会激起记忆和历史产生回响，因此它作为在此时此地展开的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其当代性就更加突出。

 

一个诗人不深入当下，其写作要么是一种自慰性的语言游戏——当然也有维特根斯特之谓语言游戏的高级形式，符合语言游戏的天性，它就像儿童对游戏的嗜好一样。——要么一堆修辞，空洞无物，仅仅在虚幻的美的表面做无意义的耽留。当代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物质的进步带来的恶果是环境破坏、精神沦丧，传统价值观的土崩瓦解和人的世界观的颠覆。金钱至上，娱乐至死。它是高铁穿过空气、原野和隧道的呼啸声，没有让我们眩晕，是因为一层减速玻璃隔开了它们，让我们沉迷其中。一个诗人必须克服那一层减速玻璃的隔离，而将我们的耳朵打开在那12cm之外，从而将那呼啸声带来的所有的声音聚集到孤寂的位置，释放到语言的澄明之中。而由于物质强大的磁场和惯性力量，一个诗人要保持身姿稳定，只任狂风掀起衣角，就要坚持倾听自己的内心，信仰自己的直觉，不要轻易地被粗暴的插话打断语言的言说，或者说我们必须具备在喧闹的一角进入孤寂之地的能力。孤寂，才是一首诗诞生的位置。孤独和寂静是声音的一角，是声音的聚集状态，是声音的不动。因此对于个人性的坚持，在写作的主体性确立以后，这是最为重要的，艺术不是公共写作，诗定然要从那看似富有诗意的广告语中区分出来。区分的唯一标识当然是个人的气息、语调和发声方式。陈超曾经将写作的对象归结为“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可以看作个人性的具体化，是为写作的四个向度。当然性情还可以向情怀延伸，情怀进一步扩展为个人情怀和家国情怀。它不是框定，只是标记；是方向，而不是区域。

 

过去我们将真善美作为写作的对象，诚然，这是从另一维度进入写作耕耘的田地。但是我们的写作常常忽视了真和善，而更多流连于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没有真，美就沦为虚幻。真是事物的本质，善是事物的灵魂，而美更多是作为它们的形式而存在。写作要最大程度去维护真实，在某种意义上，维护真实就是维护真理。对于真理的维护往往会让我们面临诸多的挑战，赞美容易说出，真话的发声就不一定那么流畅。人们在真理面前总是结结巴巴，甚至各执一词，总以为自己才是真理的掌握者。维护真理也意味着对自身虚荣的克服、对利益的超越和对庸俗的排斥。

 

如何才能呈现真相、维护真理呢？除了有一个良知的底座，这座艺术的雕像还要在艺术语言的发声中做到“言之有物”。物是什么？是宇宙万物，是人生百态，也是语言。对于诗来说，物既是感受、感觉或经验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出现的声音——当然涵括五官六入所获的一切，姑且统归于声音，又是它的声音形象。比如孩子喊妈妈，这个声音的形象就是站在摇篮边或正抱起他的母亲。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内容，后者称为形式，那么内容和形式就是“物”的一体两面。曼德尔施塔姆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灯笼之灯芯和灯罩。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时代，内容和形式是分离的，内容被意义参合进来，形式成为意义的反映，语言也就沦为了工具。唯物反映论哲学在当代统治着几代人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被禁锢了，但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痒不痛，不像孙悟空头上有一个箍，紧箍咒一念，悟空就会满地打滚，喊着师傅师傅。可怕的是紧箍咒一念不痛不痒，你就不知不觉进入到那咒语之中，成为咒语的一部分，成为咒语的代言人。在反映论之下，语言只是工具，是意义的附庸。意识形态写作由此而来，“我”被掏空了，“我”变成意识形态的填充物，变成工具。人的工具化在语言内部的秘密昭然若揭，但是大脑被禁锢，导致一种睁着眼睛的盲目，一种蒙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朦胧诗的崛起，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场启蒙运动。语言的工具化最终导致的人的工具化，是非常可怕的。一切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无一不是动用这个手段。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前苏联集中营屠杀意识形态的异己和我国上个世纪记忆犹新的十年浩劫，无不如此。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耶路撒冷广场那一场对耶稣的审判中，人群中并非没有人为身负沉重的十字架的耶稣流泪，但是随着法利赛人喊“杀死那个来自拿撒勒的异教徒”，人们也就发出了相同的声音，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释放了那个本应承受死罪的囚徒。这不是神话，不是寓言，而是现实，不断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国度、地点上演。切·米沃什有一首诗叫《绕过笛卡尔街》，诗中写到诗人和来自波兰各地如雅西、科罗什瓦尔、布勒加斯特和维尔诺的人们，一起来到那时是世界首都的巴黎，他们耻于想起家乡的习俗，他们中一些人学习到普遍性理念以后，回去想废除家乡几百年以来形成的习俗，因而被杀了，“很快，他们的同辈人夺取权力/为了以那些美丽的普遍性理念的名义杀人”。唯有诗人看出了真相，“没有什么世界首都，无论是这里还是别处”。诗的反思的力度在于，“有一天我沿着一条小溪在森林里走着时/怎样推动一块石头砸向草丛中一条倦缩的水蛇。//而我在生活中的遭遇，是正当的惩罚，/那迟早要抵达每个打破禁忌者的惩罚。”当个人性消失，普遍性理念以迷人的修辞软禁人类的头脑，不是作为打破禁忌者去杀人，就是成为沉默旁观或摇旗呐喊的同谋。米沃什还说“以坚持原则之名屠杀柬埔寨人的年轻食人族，曾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实践他们学来的哲学理念。”

 

当代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改善了意识形态的表情。但是我从当下的诗写中对于意义的迷恋、对于承载意义的修辞的癖好有增无减，十分热衷于以抽象去取代具体，比如以“时间”去取代一条河流，以“乡愁”去抹杀炊烟，以“童年”去替换童年时代鲜活具体的声音，甚至动辄升华到普遍性的高度，仿佛不如此就不是写诗，一首诗就是为了这最后如火葬场的青烟一般的升华。这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写作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意义的给予。诗是还原，不是给予。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写作早已遭到了冷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口语诗运动，为的是反对意义，解构意义，由解构走向建构，遗憾的是这一场启蒙运动走向了诗歌政治，而有相当一部分写作者不明白伊沙《车过黄河》、韩东的《大雁塔》、于小韦的《火车》的真正意义，当伊沙成为教主把《车过黄河》作为旗号以后，它就成为了一种姿态，失去了鲜活的表情。以修辞的方式给予意义的癖好，缘起于我们一年级的第一堂课，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不断地在为课本上每一篇文章归纳、总结，从来没有离开对意义的琢磨，追求，没有一个老师教我们如何去倾听。当我们自身的大脑收集了足够多的意义，它们以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就源源不断从我们的写作中涌出，令我们欣喜：“你瞧，我写出了多么富有思想性的诗篇！”在我们欣喜之余还会听到来自读者的赞美，微信时代使这种赞美变得廉价而简单，于是我们的写作变成了“娱乐至死”的延伸。

 

不久前我读到一位诗人寄赠的诗集，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诗歌是一种表达”。那么诗歌不是一种表达又是什么呢？写作不就是一种表达？这种追问在惯常的意义上显得多么可笑，仿佛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会提出的问题，但是恰恰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触及了写作本身、语言本身。语言，语即语言，言即说话，语言即语言说话或语言言说。海德格尔说，“语言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是表达。然而，这个结论与‘语言说话’这一命题相悖，后者假定，说话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表达。”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语言观念的问题。我们肚子痛的时候会喊一声唉哟，“唉哟”有意义吗？是表达吗？它只不过传递了我们的痛神经的信息，而如果它出现于一个微妙的合乎它的身份的语境，它便会成为诗。表达是针对意义而言，在当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写作那里，是把他对世界的认识、感悟表达出来。把诗归属于认识论，仍然是反映论的一个变体，在语言内部主客的对立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伪装出民主的姿态。诗属于存在论，不属于认识论。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海德格尔说，“我们现在是在诗歌中寻找语言之说话”。他的这一说法，对于我们仍然显得玄乎，但是如果我们的诗限于把倾听的声音转述出来，我们还需要表达吗？如果我们从幼年开始就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倾听，我们还会把语言作为工具吗？一个诗人和语言打交道久了，就会像莫言笔下的罗汉、《维京传奇》中的弗拉基感觉高粱和木头有神性一样，语言也有神性，《约翰福音》开篇就说词语最初与上帝同在。没有语言的世界，世界将是一片黑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区分，人类也无以开口说话。古米廖夫说，词语就是上帝。词语是光亮，词语以它的光亮照亮世界，以文明之，是为文明。文明从来就是不断给予世界出现的新的声音以形象、身份，而不是意义的因循守旧变换花样的延伸。语言本体论恢复了语言的神性地位，唤醒了语言之召唤的本能。而当下一些标榜为先锋的诗人在拒斥意义的同时，也排斥语言的召唤本能，抹杀了语言言说之途的共时性机遇，从而割裂了语言的血脉，当传统的鸟鸣出现在现代性的树枝上时，却刻意地捂紧了自己的耳朵。

 

言之有物，此物非彼物，此物是彼物，是和不是之间，我们还可以深究，用我们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