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的“读诗”，我们邀请的是诗人罗鹿鸣，朗诵的作品是其诗作《青海湖》。诗歌意境辽阔，浑然天成，寓意了诗人对命运轮回，年华飞逝，以及人生诸多际遇的惶惑与无奈之情。
诗歌品读|青海，罗鹿鸣诗歌的隐形支柱和能源
■燎原
在罗鹿鸣的诗歌创作履历中，青海高原是一个重要场景。这不仅因为他的青春之路和诗歌之路起始于斯，或人过中年后的今天，他的写作中重又凸起了一片高原，更因为诸多迹象表明，青海高原还是他诗歌写作的隐形支柱，是一种调动、激发他内心能量的能源。
诗中的这片大湖，便是青海湖。而其中的这番表述，则带有明确的心灵自传性质。那一年，21岁的他，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亦即湖南方言中的“满崽”），一个刚刚毕业的湖南大学生，途经青海湖的北岸，孤身进入高原腹地，开始了自己激情与荒凉并存的青春岁月；这一年，他的女儿已经长到21岁，他选择从湖的南岸重返故地，来到湖边流连。两代人同一个21岁的年华，在此时似乎有点巧合，但其间的时间流逝之快，人生变化的不可捉摸，则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叹。而从彼时到此时，已经过了整整27年时光，这27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最初的憧憬与梦想，随后的坎坷与挫折，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喜悦，无疑让人五味杂陈。虽然他最终以有为者的姿态走了过来，但将这27年置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形态中来考量，则形同于从湖的北岸到南岸走了一圈，在浩渺的时光大湖中只留下“二十七点波光”。那么，时间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奋斗难道必将如此地归于虚无？念及于此，他突然禁不住怆然泪下，“泣不成声”。
在我看来，这是罗鹿鸣一首重要的诗作。它形式单纯，意象清晰、气息通畅，其中两个“21岁”的并置与对照看似颇具匠心，但却更像信手拈来，浑然天成。这是他进入中年人生之后，一首水到渠成的诗作。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此所触及到的，是人与时间的关系这一深层次哲学命题。是人在这一关系探究中的惶惑，以及对于虚无的噬心体认。这是一个突然让人陌生的罗鹿鸣。纵观他的诗歌历程，其中所显示的，大都是激情的理想主义情怀，充满了他对于自己奋斗人生的自信，以及必将实现人生价值的确信，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关于人生的价值困惑与意义虚无。
与同代人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鹿鸣步入社会之时，既具有较明确的自我设计，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冒险性。1984年，衡阳师专历史专业毕业的罗鹿鸣，主动报名前往青海支边。对他而言，这在当时是一顶光环。而由此被有关组织部门所关注，并在未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应该在他的想象之中。然而，接下来的现实能否吻合他的想象？无法预知。我所知道的事实是，当时他没能留在省会西宁，而是被分派到了青海草原腹地的德令哈，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作为当年青海社会文化生活长期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让人失望的去向。因为同一时期的许多内地大学毕业生，大都进入了省会西宁的文化事业单位或者高校，并于随后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这其中就有此后调往上海，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水浒》的鲍鹏山。但据罗鹿鸣自己讲，青海省教育厅政治部的领导在他报到时，给他提供了5个留在省级机关的可选项，是他自己毅然奔赴西部之西的。也许，这种义无反顾的决择，便是他人生自我设计的一部分，至今，仍留在了他诗歌的深处。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德令哈现今以诗人海子的这首诗歌而闻名天下，但在当年，它的确就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而相对于这座城市中的党政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中学教师则几近于这座荒凉的城中最荒凉的职业。然而，青海以及德令哈，又有着另外一种巨大的精神文化气场和魅力。从时代大势来说，此时“振兴中华”和弘扬西部拓荒精神的时代主题，不但对诸多内陆大学生形成了一种召唤，也充分调动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想象力——基于青海缺乏人才的前提，那么，人才在缺乏人才的地方无疑更容易成为人才。若干年后，罗鹿鸣这样表述了自己主动投身青海的初衷：“在故乡一些人的心中，我是一名英雄，其实，我是一个怯弱者。何以见得呢？美其名曰‘支边青海’，内心里却是没有勇气面对家乡的人才竞争……”（这也正是我前边所说的，他“具有较明确的自我设计”的依据所在）。他的这番表述说得实在，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我的大实话》①。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青海更是一个适合文学青年做梦的地方。早在1950年代，以作家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作品，便以高原腹地的神奇风光和拓荒生活的浪漫，引发了诸多内陆青年的文学热望。罗鹿鸣的湖南老乡，此后成为大诗人的昌耀，当年就是出于对青海地理风物异域情调的向往，而主动投身于青海的边地大荒的。而1984年的此时，由新边塞诗发轫的西部诗歌正值大潮初起，并在整个中国诗坛激起持续的回响。此后的又一位著名诗人海子，先后于1986年和1988年，两度深入青海进而前往西藏，并于第二次途经德令哈的数日盘桓中，写出了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著名诗篇《日记》。由此进一步推究，假若没有其他的外出事由，1988年7月的罗鹿鸣便应该与孤独的海子一起，共同处于那座“雨水中荒凉的城”之中。只是海子所要书写的，并非西部诗歌，而是大地与神性的诗篇。
另外一幅场景必须提及，这座荒凉的德令哈，既是青海省海西州的首府，又是聚集了自1950年代以来，由全国各地输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右派知识分子，庞大的农建师系统中的精英等等，青海省的第二大人才汇聚之地。这一时期，它还是与省会西宁相呼应的，青海省的另一文学重镇。其中活跃着一大批时代文学潮流中弄潮的诗人作家，并创办了一份名为《瀚海潮》的文学期刊。不难想象，这本刊物不仅给罗鹿鸣提供了诗歌的试验场，也为他补充了诗歌的养分。从以上的这样一幅大背景中，我们既可想见罗鹿鸣此时的渺小，还能够想象得出，他在其中必然受到的感染、激励与锤炼。
综合罗鹿鸣的人生历程和诗歌历程来看，他对自己人生成就的期望值，显然要大于对自己诗歌成就的期望值；即便是此时投身青海的选择，出于成就诗歌写作的考虑，也小于他对自己人生成就的期望。这与昌耀当年的心理趋向显然不同。然而，19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当诗歌成为一种时代主潮并置身于这样浓郁的诗歌氛围中时，罗鹿鸣毫不犹豫地纵身为弄潮儿，在成就自己有为人生的总目标下，他要以诗歌抒发自己的心灵思绪，要以诗歌为自己励志，还要让诗歌成为自己人生成就的一部分。诗歌于此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想象，他也因此而表现出极强的写作爆发力。到了1992年，在青海的同代诗人大都两手空空时，罗鹿鸣已连续出版了两部诗集。其一为《爱的花絮》，这是一部散文诗集，是献给他的妻子与爱情，其中还包含关于故乡的恋歌；其二为《我心在高原》，这是一部典型的西部诗歌集，其中包含了青海以及之外的西部大地上山河、风土、人物、事件的广阔书写。“这一切的关于西部人文、西部现实和西部历史的描述与记写，都使我们感觉到那个来自南方校园的罗鹿鸣，于此一广袤时空中对自己视野的扩展和自身生命质量的递加”；“他以诗歌为媒介延伸扩展自己在那片大时空中的知觉域，又使之在返还中聚变为自身的精神文化素养，兑现为诗。这因之而构成了一种循环传输形态，它辽阔着一个人，也沉淀着一个人，使其诗歌理想在这一循环中得以逐步地充注和实现。”②这是我当时应邀为这部诗集所写序言中的两段话，它当然也是我所感受到的事实。
但让人很难想到的是，罗鹿鸣于此已实现了其人生的跳跃式发展。他由中学教师到海西州政府秘书，之后再调入西宁，又由团省委秘书到青海省建设银行干事。大约1995年前后，已调至威海数年的我突然接到罗鹿鸣的一个电话，说他目前在北京，被借调到了建设银行总行……如此快速频繁的人生位置迁徙与变化，实在让人惊叹。
这是缘自他的天资、情商因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另外两重因素绝对不可排除——其一，青海高原基层生活对于他的锻打、锤炼，以及由此赋予他的底气；其二，诗歌给予他的能量。从某种意义上看，诗歌，几乎等同于他人生前行的助推器，是使他得以飞翔的另一只翅膀。所以，在必须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中断诗歌写作十多年后，当他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稳定期、松弛期，并在工作位置挪移至诗人昌耀的故乡——湖南常德这一特殊地域时，仿佛果真有冥冥中的天意点化，他突然感应到了诗魂附体，继而重又启动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旅程。
这是他诗歌写作的下半场。他诗歌的步履溯源而上，重走远方的青藏高原，力图再建一片诗歌高地，写出了一系列关于青海湖、关于藏地的诗篇，大有结集成书的架势。纵观这一部分新作，其早年的尖锐与激越逐渐淡去，代之以诸多蹊跷的形而上意味和从容。其情状颇似他重返青藏高原时所体味到的《一个喇嘛的行走》：“我在形而上地行走/我走得从容，且低着头/我的一切写在红袈裟上/我的内心也如瓜剖/还要红墙何用？/还要白墙何用？/还要黑窗何用？/还要金轮法幢何用？/我只管行走，且低着头”。这是体会到了人生的虚无感之后所转换出的平常心，一种脚踏实地的淡然与从容。
①罗鹿鸣诗集《我心在高原》，亚洲出版社1992年版；
②燎原：《通向高处的人生》。见罗鹿鸣诗集《我心在高原》，亚洲出版社1992年版；
青海湖
罗鹿鸣
那一年，我从湖的北岸经过
我是我父亲的满崽
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我从湖的南岸来看你
我是我女儿的父亲
她二十一岁
这一年和那一年之间
是一个时光的大湖
我所历的岁月
只是青海湖的二十七点波光
湖水永远那么冷静
时光已了无痕迹
记忆的潮水
噬咬着湖岸，湖岸
我听到了他泣不成声
（责编校对 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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