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命运，由不得自我选择。
　　我原本健健康康，突然变成一个只能靠轮椅代步的人，且一晃十年。然而，命运就是如此不公，去年底，忽然又查出患上尿毒症，且到了晚期。以至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这个笑口常开的人怎么可能得这种恶病。可事实摆在那，已容不得半点怀疑。目前，为了延缓生命，医生给我的肚子开了一个口子，并从里面伸出一根管子做腹腔透析。每天四次，一次所花时间约四十分钟，一次进出２公斤特制水。如此周而复始已有半年。接下来还要做多久，我无法得知，也许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患上尿毒症以后有朋友问我，你怎么还能保持谈笑风生？怎么还有好心情坚持写作？我答：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免不了的，只不过有先有后而已，何必怕它？不如以好心情去过好每一天呢。既然爱上了写作，就用仅有的生命好好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升华。特别是手头上有好几部稿子，只需稍作修改就有望出版，那就让我将有限的生命与时间来一场赛跑。将它们变成有可读性的书籍留世，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高于生命意义的事情。因此，本书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有了修成正果的一天。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确切地说，也基于信仰。作为一个党员，我总觉得不为党写点有价值的东西，心里好不踏实。我心怀爱党情结，从举起拳头向党宣誓的那时起，就认定自己真得“生为组织人，死为组织鬼”了。虽然身体不行了，但我还可写些东西。于是，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去年已出版的抗日题材小说《绝地重生》，其销量已达到一个较为可观的数字，总数约１．５万册。我问自己：眼前这部书还会有这样的效果吗？或者还能更好一点吗？但我直到现在也真不敢恭维自己：一来自己的写作水平就那么高，一定不是出经典之作的那类作家；其次，农村题材特别是有关基层政权建设的题材似乎有点另类，尽管穿插了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然而要达到高境界并非易事，只能任其自然了。但愿它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大家认为：呃！这个故事还真有点接地气，传播正能量。如此，我就满意了。
　　此书的出版依旧得到了我县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尤其是领导们对我身体的关心更胜于该书的出版，很多事情让我感动。比如县政协主席喻亚军，以前与我并不相识，可是，当我的战友将我的身体状况及写作情况汇报给他以后，当即给予１０００元钱予以帮助，还打发秘书同志到我病床前看望；还有县武装部的谢圣彬部长，一直以来从没放弃对我的关心，除了自身的关心，还动员社会力量帮助我，让我有幸结识了“千手爱心基金会”的陈建凯老总。还有县委宣传部的王湘云部长，同样对我是关怀备至。这对我的写作、出版和身体治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企业家陈新先生，同样一直关心着我。为了修改此书时有一个较好的安静环境，我在他的希尔登酒店住了一个星期，我原来的本意是考虑到他工作忙，打算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入住进去，可是这事偏偏让陈总知道了，当我离开酒店结账时，他坚决地让工作人员予以免单，这又让我好好地感动了一回。这世上到底是好人多！
　　还有享誉军内外的书法家胡寄强先生，再次为本书题写书名，实属难得。他的书法真可谓一字值千金呀，可在我这却分文不取，这让我又一次感动得一蹋糊涂。
　　看来，我这支笔还是有些用，它毕竟已经让人们对我有所了解，也因此让更多的人在关心着我，故特此借一位叫胡雅婷的女性文友一首题为《我的笔》的散文诗结束本文：
　　我的笔不及光阴的犀利，吐出苍白，弄伤了纸的心情，连同纸也遭遇厄运，在炉火中化作轻烟袅袅。
　　我的笔不胜岁月的浓墨，偶尔牢骚满腹，却敌不过浑浊的声音。他们说：那是要看握在谁的手中。
　　我的笔当然握在我的手中，伤了还得呻吟，痛了还得呐喊，尽管声音微弱，汇入主流可以涛天，深藏雅阁可以怡情。
　　偶尔将笔墨弄得华丽，将世界跃于纸上。鸟语花香，飞禽走兽，世间百态，物景纷呈，精彩在笔端鲜活。
　　也可以将笔尖调整到强劲的节拍，将江河湖海一泻千里，酣畅淋漓，尽情挥散。动与静，柔与刚，任情所至，率性而挥。
　　如果欣喜，没有理由不提笔。笔能在纸上生出种子，开出花朵，结出甜果，以及盛开四季，还能缤纷人生。
　　不得不拿笔，于我是多么悲伤。长与短，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我是用笔淡淡地回应顺其自然？还是用笔重重地将浓墨戳下？
　　随心所欲拾笔而挥，它懂我于无形，拿捏我的情愫，把握我的深浅，哭泣我的悲伤，出卖我的丑陋，代言我的品格，凝结我的灵魂。
　　心与笔神交的境界，是我乐它欣之，我急它躁之，我悲它哀之，我沉默它无语。
　　我将我的笔紧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人不能也别想夺走，
　　当我的身体还有热度，我的良知便储存在笔肚里。当笔里的墨汁丰盈，总有一天，渲泄的力度如大地惊雷。
　　倘若触碰到那些黑暗角落，浑浊的声音歇斯底里，庆幸我的笔从未离开我的手中，我们并肩而立，任凭我的热血在它的肚里生温、沸腾，谁敢阻挡？谁敢不屑？
　　我的灵魂在它的心脏里，与良知一同尽情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