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恩格斯称之为“最杰出诗人”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说，诗歌“对于我总是一种神圣的玩具”。确实，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抛除物资来说它是一种心灵需求。富有者也罢贫穷者也罢，对于需求者，无论是创作抑或欣赏，都会让人产生愉悦，产生快感。当然，严肃者认为它高尚，神圣；轻浮者认为它无聊，下劣（伍蠡甫主编：亚里士多德，《西方文论选·上卷·＜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６月）。不过我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诗歌，真的难以想象。亚里士多德曾将历史学家与诗人作比较，他认为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并不仅仅在于一个用散文，一个用韵文。往往，许多历史可以用韵文写。同时他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喜欢读诗和写诗的我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有意思并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些史诗不就是用诗记载的历史吗？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许多历史事件就是在诗歌中保留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原始时代的一首诗《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指禽兽）。”（汉·赵晔 吴越春秋·卷九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年版）

　　这里就记录了原始人劳作的过程（也有人认为是黄帝所作）。相传越王勾践谋划灭亡吴国，辅佐他的楚人范蠡向他推荐楚地的神射手陈音。他于是问陈音善射之道是怎样产生的。陈音回答，听说“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接着便唱了《弹歌》。这基本上与历史是相符的。在母系氏族时期，石制箭镞是人们狩猎的工具之一。
　　又如前人认定为“南音”始作的《候人歌》：

　　“候人兮猗！”（汉·赵晔 吴越春秋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年版）

　　传说夏禹治水，足迹踏遍南北九州，经南土涂山时，遇涂山氏女，爱而成婚，婚后即外出巡视。禹为平治洪水劳身焦思，率领族人决江疏河，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期盼极苦，于是作《候人歌》抒发相思之情。
　　当然，中国是一个重诗教的国家。曹丕说过：

　　“夫文章，经国之大之盛事”（《典论·论文》）。

　　曹丕在这里所说的“文章”，是专指诗歌。西汉时被儒家视为经典的《诗经》，就位于五经之首，《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依次而排。后来儒家所推重的“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诗经》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为历代文人雅士必读的教材。由此可见，诗歌在老祖宗眼里，是神圣而了不起的。
　　为什么诗歌为古人所推重，孔夫子说得好，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诗歌可以起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我国历朝历代，从小孩启蒙到开科取士，诗歌的写作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功名成败。文人自不用说，即便帝王武将，也将诗歌看得很重，魏武帝曹操、抗金名将岳飞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不但以文韬武略显赫于世，同样也以诗词传世。
　　当然，在古代诗歌有时候也是人们寻乐子，显才华，扬名声的工具。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的传统文人几乎一生都浸泡在诗歌里，诗酒流连。特别是两宋之后，填词吟诗成为了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之事。就连一些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寄身香艳的青楼女子，也以能诗善词而自诩风流，确实也涌现了不少流芳文史的女诗人、女词家。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说如鲁迅所言，原始人劳动号子“杭育杭育”是诗歌起源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诗歌的历史与人类语言的历史差不多。翻开文学史和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人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和社会伦理。这是因为远古诗歌具有音乐性，能唱易记。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西周之前几乎是诗歌一统天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诗歌与散文交相辉映。及至到了后代，赋脱胎于诗，词亦称之为诗余，曲也不过是能唱的诗，传奇、话本、小说，其中常常不难发现诗歌的影子。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里，一直是处于正宗地位，至于小说，哪怕是明清小说辉煌，终也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小说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实文学发展到今天，各种文体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足为怪。这正如清人王国维所言：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皆由于此。”（清·王国维《人间词话·文体盛衰原因》兰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从唐代兴起的格律体诗（也称近体诗），是传统诗词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义、最富民族特色的一种诗体，是中华文明灿烂星空中最耀眼的星座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更替，尤其是近代白话文的兴起，格律诗已日渐式微，被日益边缘化，在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去读，更遑论去写。
　　格律诗难学难写，这也是客观事实。近百年来，对格律诗的创作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诸如在平仄、押韵、古今读音等方面，特别是对“平水韵”和“新韵”的使用上更是观点各异。
　　不可否认，格律诗有格律过严、束缚思想的局限，作为语言艺术的载体，用格律诗来反映我们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确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时候。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用格律诗来表现今天惊心动魄的经济活动如投资、股市等，肯定会是索然寡味的。这就涉及一个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诗言志，一首好诗必定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重要的是要用好的形式表达出感情和思想，只讲内容不讲形式肯定是不行的，但也不能因过分讲究形式而损害内容，以形害义，得不偿失。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不但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曾经说过，作诗，既要尽量讲究格律，又不能为格律所束缚。事实上，相对于格律诗更早的古体诗（也叫古风）就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也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等，同样涌现出不少千古绝唱。（黄华华，《山河颂》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５年８月）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这对那些非格律不成诗，非格律不是好诗者无亦当头棒喝。
　　社会是发展的。前些年我与辽宁省的一位诗人，网名叫“铁昆仑”的朋友就诗歌韵律交流过看法。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国家提倡普通话，而我们的一些诗家往往死死地纠缠于“平水韵”，这对于诗歌的普及与年轻人的诗歌创作会有影响。诚然，才有高下，言有是非。正如王充云：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王充《论衡·自纪》）

　　传统需要继承，但不必尊古卑今，贵远贱近。如果在继承与创新上各有所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发挥其长，诗坛就会真正的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确实，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文化成为金钱的奴隶，能静下心来写诗，已经不容易了。守住诗歌的一方净土，让心灵得到升华者，确实似乎有一些古董，可是毕竟还是大有人在的。轻松写诗，快乐写诗，愤怒写诗，无妨成为一种诗观。不为镣铐和樊篱所累，应该是诗歌爱好者所喜欢的。
　　当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除此之外，还需要文化底蕴，需要广泛的古典文学知识积累，诗词美学修养，更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只要是心无旁骛地潜心钻研，认真思考，想通了，钻透了，就必有收获。
　　我喜欢老祖宗的诗词歌赋。工作之余，常常仔细品味。读到那种“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作品，为之叫好，胜似畅饮一杯美酒般快意享受。
　　此外，说到诗的形式，古无定制。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如此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ｃｈｅｎ，迷信者指导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

　　纵观中国诗史，《诗经》以四言诗为主，乐府以五言为多，古风杂言不一。唐代格律诗的出现，便有了整齐的五言诗和七言诗（绝、律）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外的各种诗体影响着中国诗坛。日本的俳句，印度泰戈尔的精美短诗，欧洲的十四行诗等让中国的许多有留学经验的诗家模仿。自由诗在格律诗一统的国度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可以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自由诗便占据着诗坛的主流地位。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近些年来，笔者也学着写诗，力图用诗来表现生活，感悟生活。早年多为打油诗，其中也不泛梨花体和羊羔体式的白话诗。这些年，我的诗有些散文化，但基本形成自己的固有体式，即九行诗，亦称之为十八行诗。有诗家笑称为“罗体”（益阳市诗词家协会副主席许山久语），“梯形诗”（网友山水ＱＱ语）。不过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发表后，有过好评。如我在湖南红网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发表的《游宝林山庄》：

　　“蓝汪汪的水绿莹莹的山，
　　怀抱着一个诗情画意的空间
　　惬意地温情住进去快乐住进去，
　　让杯子盛满水声行囊装满山巅
　　山象田田浪漫的荷叶舒曼地飘展，
　　水似隆隆蜿蜒的青峰无束地翩跹

　　白云挂在蓝天笑在妩媚的水库里，
　　垂一竿心情别有福地洞天
　　爬上涂满翠色衣裳的山峦高喊，
　　和着微风感受森林呼吸的甜蜜心把情牵
　　眼眸和思绪被静谧的空间牢牢地俘虏，
　　唯有那绿色的蝉鸣悠悠地述说心事一刻不闲

　　搬一把椅子美美地欣赏这江南山水画卷，
　　细细地品尝主人端上的历史人文大餐华筵
　　心灵净化如一块水晶毫无纤尘污染，
　　放飞脑海的是碧峰竞秀山溪潺潺湖光天色美丽容颜
　　喧嚣和浮尘被怒放的灿烂山花踩在脚下，
　　长空鹳雀在湖水中倒着行走走出了游人世界的安恬”

　　有诗家朋友邓降中先生如是评论说：

　　“孟冬兄诗歌的语言运用具有独创性。他在吸收古典诗词、民歌和群众口头语言营养基础上，把哲理与形象，抒情与叙事、描绘结合起来，把明朗与含蓄、粗犷与细腻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语言风格，活脱、富丽、有表现力。”

　　有素未谋面的网友明亮文言先生评论说：

　　“先生的九行诗（笔者注：在媒体发表时，两句诗为一行）独具魅力。诗如水墨点染，借景抒怀，意象清丽，澄澈静美；跳动着婉约撩人的情韵，透露出优美如画的诗风；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余音绕梁、回味悠然。”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益阳城市报》在第十二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公开发表了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而作的组诗《声音》。组诗共八首。分为《柳条沟的炮声》《长城的吼声》《卢沟桥的枪声》《南京城的哭声》《敌后根据地的和声》《正面战场的杀声》《波茨坦的义声》《芷江的笑声》。组诗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编织了７０年前的那场惨烈战争的立体原貌。该组诗以十八行诗形式，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讴歌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史实。
　　一个人的诗，且反映一个事实，占据一个整版的篇幅，这是益阳城市报创刊以来没有出现过，在国内报界也极为少见。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杨跃靖先生说：
　　“这组诗，很有特色。这是史诗性作品，很有震撼力。”
　　诗是怀时感物的结果，贵在意新语工。《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云：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欧阳修引梅尧臣之语，评论梅尧臣的诗，说他的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说梅尧臣虽然人至老年，而“文词愈精新”，读之“又如食橄榄，其味久愈在”。作为一代大家来说，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也是对后人诗歌创作的启示。
　　对于一首诗好坏的评论，由于各自评价标准不一，诗观不一，所以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论。毕竟“文无第一”。正如有些高考作文，同样一篇文章，有的认为可以打满分，有的则认为应该是给鸭蛋如出一辙般。
　　我的诗作，内容以寄情山水为主，虽然有些时事题材，也是心灵的吐纳。形式九行（亦称之为十八行），只不过便于发挥，放开手脚，不拘泥于多少字符。八股文有个起承转合，我的九行诗，力图赋比兴同在。于诗词，在创作的道路上我只是一个姗姗学步者，蹒跚而行。九行（亦称之为十八行）诗的创作，是笔者对诗歌形式的一种尝试。至于诗之好坏，能不能接受这种形式，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笔者愿洗耳恭听。

　　罗孟冬丙申夏日于益阳秀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