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奇葩，在云浮雾绕中开放了一百余年，试着披开这朵奇葩的面纱，让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共赏他的壮美，共仰他的辉光。
　　谭嗣同十五岁学诗，３４岁喋血菜市口，短短的１８年中，诗作甚伙，常随写随丢。他在《和饶仙槎除夕感怀》序中说：“旧作除夕诗甚伙，往往风雪羁旅中拉杂命笔，数十首不能休，己而碎其稿，与马矢车尘同朽矣。”因而现在保留在台湾出版的《谭嗣同全集》中的诗只有１２1题１９6首，其中有四首残缺，有一首为其仲兄嗣襄作，实际存诗１９5首，外加１８岁时词作一首。这些诗作，其中的确有开不败的奇葩，艺术的珍品，当然更是一个伟人思想发展的珍品。
　　谭嗣同的诗，纪录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这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１５岁到２４岁为秦陇时期，存诗５７题79首（第58题为嗣襄之作），主要生活在兰州，学儒家经典及八股制艺，常往返于湖湘秦陇，诗纪录了秦陇生活及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感。从２５到３０岁，可以称之为武昌时期，存诗２6题４4首。此时期曾在北京认识同邑进士刘人熙（蔚芦），从游问学，得闻永嘉学派之渊源，研究王船山先儒学理，思想为之一变。３０岁以后几年，可称之为沪宁湘鄂时期，存诗３7题７２首。此时广泛涉猎西学，深究佛理，思想又为之一变。三个时期，标志着谭嗣同由一个普通的世家儒生发展为维新志士，反封建的急先锋、民主革命理论家的艰苦奋斗历程。他的诗，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跳动着并闪耀着灿烂光辉的脉搏。
　　谭嗣同的革命意识，是从饱尝封建多妻制的痛苦这一点上发生爆炸开来的。他的父亲谭继洵，先娶徐五嫒，为结发糟糠之妻，生三男二女，嗣同居幼。谭继洵中进士、官京师之后，接连迎娶四小星，尤宠卢氏。嗣同七岁离开生母随父居京读书，常遭卢氏凌辱。１２岁生母弃世，卢氏更是肆无忌惮，在谭继洵前肆意诋毁诬损嗣同，致使嗣同失去父欢。在这种处境下，谭嗣同惟一亲近的人就只有比他大七岁的，一同就读的二哥嗣襄了，他对二哥的依傍，俨然对父母的依傍，因而二哥一时一刻的离开都要引起他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有一次夏雨初晴，他和二哥打逗玩耍，“兄适他去，四顾孑然，情不可己，遂嗷嗷以哭。”（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叙）他对二哥的深情，发而为诗，数量较多。
　　１５岁，刚刚学诗，就以诗来咏叹兄弟情谊。当二哥赴秦陇省父（当时官甘肃巩秦道）离开老家浏阳时，谭嗣同一连写下五首送别诗，表达那短暂的分离而激起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时，倾注对二哥旅途的关注，如：
　　频将双泪溪边洒，流到长江载远征。（其一）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过关河。（其三）
　　楚树边云四千里，梦魂飞不到秦州。（其五）

１８８８年２４岁，兄弟二人一同参加湖南乡试，落第。二哥通过亲朋引荐，前往台湾谋事，两人从湖南出发，同行到湖北分手，嗣同往甘肃父亲任所，临别，写有《古别离》：“浮生莫远离，远离不如死。”行次商州，适逢除夕，又援笔赋诗寄仲兄，诗曰：
　　风樯抗手别家园，家有贤兄感鹡原。
　　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村？

诗以伸兄对自己的嗟叹牵挂立意，抒写出深厚的兄弟情谊。
　　１８８９年春，２５岁，嗣同自甘肃赴京参加恩科考试，在路途中又写下《寄仲兄台湾》。初夏，得到仲兄台湾的来信，感而赋之，写下《得仲兄台湾书感赋二篇》，诗中有自己漂泊不定的幽怨，有对仲兄的期待和“踪迹困风尘”的沉重以及担心。是年五月初五，仲兄突然殁于台湾。嗣同得到这一消息，“创巨痛深，懵不省事，哭诵略定，则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顾宛如五、六岁孺子也。于时苍然之感，不可以解。”（《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叙》）由此放弃恩科考试，赶赴上海，拟赴台迎榇。次年迎榇回浏返鄂之后，便写上了《湘痕词八篇并序》：
　　亦知百年内，此生无久理；
　　犹冀及百年，虽死如不死。（其一）
　　含凄坐永日，所恶赘此生。（其七）

字字句句，皆是血泪凝成。接着在安葬仲兄时，又写了《残魂曲》，凄婉悲切，令人不忍卒读。在封建社会，在封建家庭中，兄弟情深至此，似是绝无仅有的。论其原因，实质上是天伦之乐的变态反映。谭嗣同对仲兄的依傍，便是封建多妻制下失去家庭温暖的孩子孤苦凄惶的写照；谭嗣同对仲兄的深情，正是对封建多妻制的嫉恨和诅咒。由于家庭失欢的深切感受，萌发了对男权的否定，对不幸妇女（包括他的生母，虽诰封夫人，然前期何等艰辛，后期何等孤寂）的同情，并生发出对女子地位的尊重。
　　１８９３年春，谭嗣同在鄂父亲任所，创制了《桃花夫人庙神弦曲三篇》。此诗借息夫人国破夫亡而被楚文王掳之为妃的历史故事，尖锐地抨击男权，抨击劫掠他人妻妾的罪恶，同情妇女的不幸：
　　楚宫阍人何自苦，烧瓦不作鸳鸯泥。
　　酿恨为酒泪为浆，寡妇丝里弦铜鞮（ｄｉ）。

其词艳而丽，其情怨而凄。宇里行间，全是不平和怨痛情感的奔泻。
　　次年由湖北回湘，创作了《邓贞女诗并状》，诗中写了一个邓贞女，她未嫁而夫亡，夫亡后笃志于亡夫而卒嫁亡夫，意欲表达对妇女自主选择的尊重，并非歌颂贞烈，与道学家节烈观风马牛不相及。
　　最值得重视的是１８９６年，大约是上海写下的《三鸳鸯篇》。这篇是对封建多妻制的血泪控诉。其动因大概是悲悼生母逝世二十周年。诗的第一层写出丈夫有了新欢之后，这个女子便只有孤独凄凉相伴随，诗中的“辘轳”“莎鸡”大有其生母徐五嫒勤苦自励而又孤凄悲苦的影子。第二层抒写怨愤和诅咒：
　　夫怒啄雄，雄去何栖？
　　翩然归来，闷此深闺。

“夫”“雄”是曲笔，实指失宠的发妻。第三层痛斥盟誓的不可靠。谭嗣同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便是大声疾呼倡导个性解放，尊重女性，宣传男女平等，并在上海率先成立“不缠足会”，开办女校，为妇女解放做实事。
　　由家庭的不幸，谭嗣同逐步认识到中国妇女的不幸，进而推衍及纲常道统、政治制度和科举。这些方面都在诗中表现了前期的幼稚和后来革命性的转变。
　　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幼年就不满科举制，其根据是：谭延闿《近代湘贤手札》中有云：（嗣同）薄视时文不屑为，敬甫年丈督教之，乃自题课本答曰：“岂有此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如何，似是很难取证了。当真如此，谭嗣同的几位老师，如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便断然不会赏识谭嗣同，因为他们都是靠时文上的，都是精于此道的，所教也必将以时文列为重要内容，谭嗣同确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人依据《湘贤手札》，进而推衍出，谭嗣同是“侥幸地去参加科举考试”，“被迫应付”。诚然，幼年，少年时期的谭嗣同，兴趣广泛，尚任侠，好涉猎，单一的科举制艺之学框不住他，但不能就论定他不满科举制艺之学。其实，他和他的二哥；在科举制艺这个领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最好的证据莫过于谭嗣同自述《莽苍苍斋诗自叙》：“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其原因是他们兄弟都想通过科举“正途”而步入官场，取得一官半职。谭嗣同开头几次赴考，一般都是高高兴兴地蛮有把握地去，却颓丧怨愤而归，他的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想真实。
　　他的第四次赴考可为典型。１８８９年，２５岁，春天，头年赴湘秋试刚刚返回兰州，稍事歇息，便又匆忙动身趋赴北京的恩科秋试。在赴京途中，他写下了很多诗，构成了赴京途程中诗的画廊。这些诗，抒发的是满怀豪情，大有斩将揭旗的必胜气概，而无丝毫被迫不乐之情，如《陇山道中》：
　　大壑宵飞雨，征轮晓碾霜，云痕渡水湿，草色上衣凉。
　　浅麦远逾碧，新林微带黄。金城重回首，归路忆他乡。

诗中展示出蓬勃向上的春景，乐观洒脱，特别是结句，寓含着必然取胜的意蕴。一个不喜科举制艺而被迫应试的人，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诗章的。又《崆峒》：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虽然是写景，景中之情难道不是明白地表示：在科举中夺魁闯出一条大道来吗？又《潼关》：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诗中暗含夺取科场胜利是必然的，胜利之后还将冲破框框自由地大显身手的意蕴。又《出潼关渡河》：
　　为趁斜阳渡，高吟击楫歌。

以祖逖自比，不夺取胜利决不返回。以上所引，都能表明：他是高高兴兴地蛮有把握地去赴考。如此心态，假如事前没有积极认真的准备，没有较扎实的功夫，假如真的厌恨科举制艺之学，可能吗？只有自己熟悉了它，掌握了它，甚至还高出了它，然而考而不第，这才能真正揭透它的弊端；它的不合理，也才能使人信服。科举制到明清的八股取士，虽然它禁锢士人的思想，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它究竟还是一种选拔知识分子的方式，比较其他方式，大体还是公平一些，只是时代发展到了晚清，单靠四书五经取士，它已经很不适应了。
　　谭嗣同对科举的厌恨和否定是从屡考屡败中逐步觉醒而最后强化起来的。他的第一次赴湘应试，落第后返秦陇途中，曾写下《洞庭夜泊》，结句为：
　　“汀洲芳草歇，何处寄离忧”。

意为：君子枯落，何处可以寄托遭受的忧愁呢？这表达的是一种怨情。
　　第二次赴湘应试落第，情形就有了重大变化，他在返秦陇途中写了一些诗，如《蓝桥》：
　　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
　　流露的是消极自嘲情绪。

又《雪夜》：
　　澄清杳难问，关塞屡经过。
　　初步影射了考场弊端。

又如《怪石歌》：
　　神人绿章宵驰奏，平明谪下苍龙宿……
　　似此英姿天所赋。沦没蒿莱不见售……
　　怪哉女娲补天后，此石不炼绝悠谬。

诗中把自己比作一颗天上的谪星，天赋英资，才可补天，然而是沦没篙莱，没有人知道，不能发挥，旨在指斥科举取士的不公平，还不能说触及了根本。同时期写下的《老马》：“咸阳原上骨，谁是九方皋”，也不过指斥考官瞎了眼。
　　第四次应试落第，这便生发出对科举制的全面否定，较少有人留意、也是十分隐曲的《画阑》，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画阑即画槛，划定的门槛，指斥科举是禁锢思想的囚牢，并以屈原自比，忠贞爱国而被疏被逐。科举失利，意识到科举的弊端，同时也触发了对科举的藐视。《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中有句云：“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独立干坤远，坐观江海流”，这些便是自信自负，藐视科举情感的爆发。
　　《极蠹歌并序》则是全面抨击科举制的寓言体讽刺诗，是一篇声讨科举的檄文。极蠹歌，即殛蠹歌，诛杀蠹虫的歌。蠹虫者谁？就是八股取士所形成的腐朽的、保守的反动官僚阶层。诗中借先仲兄手稿被虫蛀毁的事，痛斥科举制，痛斥清廷官僚机器。他认为先仲兄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且在科举制艺之学上下过苦功夫，科卷超越他人，然屡试不第，不得已跑台湾，安排管理盐政，数月之间，政绩斐然，但由此得罪了反动官僚，饮恨而死。他的死，就是被蠹虫蛀毁的死。有才识之士，竟是如此不幸，科举不第，但经济世务，又能立竿见影，使世人一新耳目，刚脱颖而出，立遭毁损，这是黑暗的清廷现实。诗中写道：
　　溟鲲搏扶摇，坎蛙横责诮。
　　仙人黄鹤举，下土苍蝇笑……
　　惟兹藐愚蠢，为物仅翘肖。
　　箕舌胡为张，鸱吻谁与噪。

诗中把那些靠科举“正途”而上的腐朽官僚全都骂为蠹虫，比作坎蛙、苍蝇，它们张箕舌，噪鸱吻，一味啮食人间精粹。
　　１８９４年最后一次赴考，落第之后，倒是心理平衡，回浏阳住了一段时期，写了几篇家乡风物的诗，如《道吾山》：“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他已经把科举看透了，而心里另有了一个新天地，到１８９４年，在《留别湘中同志其七》中写道：
　　大好河山供宦学，妄凭愚鲁到公卿。

这可以说是对科举制全面否定的一个总结，其中包含了对科举制及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出来的“愚鲁”作了全面的清算，因而倡导废科举、兴学校，因此在浏阳率先改书院，兴办“兴算社”。
　　妇女问题，科举问题，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都与人生观，世界观的演进密不可分。他的诗，生动地纪录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演进。１７岁写的《述怀》：“黄鹄翥云汉，白鹤鸣九皋，嗟彼燕雀群，安能测其高”，这虽道出了不同凡响的大志，但不过是没有鲜明目标的自负，没有超出读书仕迸，出人头地的轨道。１９岁写的《秦岭》，诗中极力颂扬韩愈，谓：
　　由汉及唐道谁寄，董生与公馀无它。
　　公之文章若云汉，昭回天地光羲娥。

这表明当时谭嗣同所秉持的是儒家的道统，以封建的仁义、纲常观来观察国家社会。
　　２３岁开始转向经世致用，批判腐儒，倾向黄老。《咏史其三》：“茂陵崇儒术，刑徒日以繁…诗书浅而猎，孰与黄老贤。”把董仲舒和诗书一起打下去了。２５岁《论艺绝句六篇》，表明经世致用上升为主导地位，诗中把韩愈及宋儒通通打倒了，而把王夫之抬到了顶峰，《其二》写道：
　　千年暗室任喧虺（ｈｕｉ），汪魏龚王始是才。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与诗相应的则是有名的《治言》。二者都表明：谭嗣同已经剔除了董韩程朱的道统，舍弃了黄老的无为，而立足于“变”，他极力称赞王夫之，是因为王氏能革新旧学，发人之所未发。其实，王学并没有离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这表明：谭嗣同又返回到儒家哲学的轨道上来了。但这次的返回，是一次艰难的重大的进步，他究竟从儒家哲学中搜出了以为可以经世致用的东西。在没有西方科技新成果以及与之相应的哲学概括作为参照物的情形下，能如此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没有止步，而是跳跃着前进，努力学习西方，不断开拓眼界，终于要“跳出地球”。到１８９４年，１８９６年，产生革命性的飞跃。他全面抛弃儒学中的封建糟粕，而抽取了“仁”“通”“变”等有用成分，加以改造，与西方科技成果结合起来，引进了据认为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质以太，又从佛教大乘宗的“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中引出入世说，不惜牺牲自己拯救苍生，这就铸就了谭嗣同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清楚地反映在ｌ８９６年以后的诗歌和政治哲学巨著《仁学》中。如《赠梁卓如其三》：
　　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

他把“以太”与“仁”作为体用结合起来，大至宇宙，小至人脑，都无例外。仁以通为第一义，像以太一样无所不通，无所不在；通，指上下通，男女通，中外通等，通而平等，通有待于变，因而改革、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政体便势在必然。他以佛教的“智”“悲（怜悯同情）”作为自己的真性，如：“帝子梯西无着处，智悲香海返吾真”（《赠粱卓如其三》）。诗中指斥慈禧假学佛。她上不了天堂，而自己却能获其真性，能遨游香海（香洁的慧海）。他的遨游香海，不是隐遁山林，洁身修佛，而是为救苍生而积极进取，降魔伏虎，将大干一场，如弃官回湘路途中写的《洞庭阻风》：
　　灵妃作恶石尤顽，日暮行人滞往还。
　　烧透红霞天半壁，要凭返照赭江山。

他决心排除险阻，使自己的光热把江山映红。至此，谭嗣同已经成为一个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了，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如常事（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视生死于度外。到后来。他用他的鲜血作出了铁的证明。
　　世界观、人生观决定着人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前期的谭嗣同，基本指向是效忠君国，向往边境立功封侯，如：
　　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
　　束发远行游，转战在四方。
　　——《河粱吟》
　　壮士事戌马，侯封入汉关
　　——《别兰州》

其次还有：“笔携上国文光去，剑带单于颈血来”（赠入塞人）等等。２４岁时，发现了开边战争带来的灾难：
　　金城设郡几星霜，汉代穷兵辟战场。
　　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
　　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
　　未必儒生解忧乐，登临偏易起彷徨。
　　——《和景秋平侍郎其二》

中期的诗篇，因受王夫之哲学的影响，转向对清廷黑暗吏治的揭露，对满清残酷屠戮人民的诅咒，对国将不国的担忧和愤怒。如：
　　异代忠魂应有泪，十年血战感无衣。
　　露严霜冷犹常事，劫火烧残草不肥。
　　——１８９０《安庆大观亭》

此诗悲叹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两万多人全部壮烈牺牲事，诅咒清军的血腥屠戮，清军过后，一片废墟，连草也长不起来。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１８９５《有感一章》

甲午战后，作者深感国家危殆，无尽愤怒和忧伤无法宣泄，只能向苍冥（天）痛哭不已。
　　到１８９５年秋冬，谭嗣同已经不再是痛哭不已，而有了一种新的意识，新的方案，民主革命的思想方案，而且逐渐地成熟起来。他打算以湖南为基地，建立国中之国，然后推向全国，推向“八表同春”，所谓“莫嫌南宋小京都，勾践钱镠（ｌｉｕ第二声）有霸图（《留别湘中同志其六》）”。如此，反满，反专制便成为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和友人其一》可称为典范篇章：
　　上德口罗本又东，胡泥胡露不空空。
　　一官狂走永贫贱，八表同春有聩聋。
　　荀子学传君统贵，瞿婆女去佛情钟。
　　怪卿何事恋茎发，剃此方为天下雄。

这在当时可算是彻底革命的宣言。第一、二句痛斥清廷的外交政策。句中的“口”一看便明白是一个“俄”字。朝廷讨好俄国，派特使李鸿章去庆贺沙皇加冕，并与之签订密约，妄图“以夷制夷”，遏制日本。他们耳聋眼瞎，没有看到俄国本来就有再次向东扩张的意图，接着指明这种国策无一不落空。第三句抨击专制政治，指出君主专制只能导致永久的贫困。第四句指斥反动保守派全是聋子，他们不知道“八表同春”，世界大同。第五句批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他的巨著《仁学》中写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两千年来的君主全是大盗，两千年的荀学弟子全是大盗的帮凶。第六句痛骂慈禧，佛祖以瞿昙为姓，瞿婆女当是对慈禧的贱称，只有除去慈禧，佛性才能钟聚，也就是说：人间才会有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第七八句指出：中华士众为什么要留恋这条辫子，只有剃去这条辫子才能成为世界之雄。辫子是清朝的标记，意即只有推翻满清统治才能实现民主，才能立足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全诗鼓吹排满革命的旨趣是十分清楚的。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评价谭嗣同的问题，常常把梁启超拉在一起。梁启超写的《谭嗣同传》，未尝没有诬损之处，梁启超纪录的《狱中题壁》，也未尝没有篡改之嫌。什么“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梁启超的杜撰。梁氏至少有一个不纯的动机，就是利用谭嗣同的牺牲，努力为他们保皇派张本。更重要的是，梁氏保皇至死不悟，他不能了解谭嗣同，也不能接受谭嗣同的反清和倡民主。最能证明谭嗣同革命思想是他的《仁学》和后期的诗歌。谭氏后期的诗，大多是猛烈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排满革命的，其词锋锐不可当。此情此境的谭嗣同，只有死国之志，而无“酬圣主”之情。另外谭氏的排满革命，不仅反映在诗文中，而有意图组织武装，他的任侠性格，决定了他与会党的亲情关系。谭氏唯一引以为同志知己的只有唐才常，他们在湖南就开始秘密联系哥老会，用武力排满，建立民主政体。谭氏被害。唐才常很快就组建了自卫军，被推举为总统，几次约期起义，但因条件未备而罢。两年以后，唐氏被叛徒出卖而牺牲，民国建立，追认为烈士。至于谭嗣同为什么北上参与维新变法？这是不难解释的，能够通过不流血的改制，又为什么要拒绝呢？连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有这方面的例证。谭嗣同清醒地认识到：伴君改制，希望渺茫，因而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志北上，《戊戌北上留别内子》是最有力的证据。其诗及序和附记，全是对后事的谆谆嘱托。北上途中，病滞武汉，还未康复，被催迫扶病上路，值此写有《病起》一律，其中有句云：
　　万山迎落日，一鸟堕孤烟。

这一联构图取景，或是潜意识的运行，或不可排除那种必死无疑的预感。所以在政变中，能逃而不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自己的鲜血证明：和平改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此来唤醒同志，准备流血的变革。梁启超不了解这一深蕴的意义，也不能解读两年前谭嗣同写给他的赠诗，他不能懂得“三言不识乃鸡鸣”（鸡鸣，古代的一种兵器。句意为：如果好言劝谏不听，那么，我便要动武了）的真正含义，因此，他把谭嗣同强拉入他们“酬圣主”的坎井里；这实在是对谭嗣同人格的诬损。
　　一颗巨星陨落了，其诗标示出这颗巨星划破黑暗天穹直至陨落的轨迹。
　　谭诗标示着一颗巨星划破黑暗天穹行进的轨迹，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辉。
　　最先接触谭诗艺术性的也是梁启超，他的《饮冰室诗话》，其间有对谭诗艺术特征的评断，如：“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其次是孙宝喧的《忘山庐日记》：“（戊戌八月）二十七日，晴，观书，昳，读《莽苍苍斋诗》，亡友谭复生作也，悲壮苍凉，有杜少陵，白香山意。”又论及这个革命家兼诗人说：“谭复生如怒马惊涛。”这些零星评断，虽不乏真知灼见，然未触及谭诗的全体。
　　笔者认为，谭诗总体的艺术特征是：奔放、雄浑、富丽、奇崛。奔放雄浑如“怒马惊涛”，富丽奇崛如霓飞岱岳。他的诗与同时代的黄遵宪相较，黄重写实，谭鹜表现；黄于平实中见奇，谭于奇崛中擅美。
　　谭嗣同学诗，开始比较喜欢李贺，从李贺诗中吸取了奇崛的构图和带象征派特色的表现主义。又喜温庭筠的诗，变温诗的纤柔秾艳为富丽瑰奇。不久又钻研李白、韩愈，从李诗中得其一泻千里的情感狂澜和浪漫主义，从韩诗中得其古奥‘散文化、议论化，如《秦岭》，便很有韩诗《山石》《调张籍》的影响。后则研究六朝诗，常以曹植自比，谭的慷慨悲凉，实有曹植风味，如《河梁吟》等。另外《楚辞》对谭诗的影响也很深，他的歌行体，有的篇章酷似《楚辞》，如《桃花夫人庙神弦曲三篇》。总之，谭诗善于熔铸众家之长，虽不能说有统一稳定的风格，但并非机械模仿而自具特色。
　　谭诗的取象奇崛是随处可检的，如：
　　冻雀迎风堕，馋狼尾客行。
　　——《马上作》
　　秦岭奔放竞东走，大气莽莽青嵯峨。
　　至此一束截然止，狂澜欲倒迥其波。
　　百二奇险一岭扼，如马驻坂勒于坡。
　　——《秦岭》
　　人盘绝磴出云背，鸟堕寒烟没雨中。
　　——《登山观雨》
　　手版倒持裘反着，是侬吴市一枝箫。
　　——《留别湘中同志其八》
　　欲回飞瀑千年后，奈此狂澜九派多。
　　——《由武昌而建业》

比较典范的篇章前期要数《陇山》：
　　陇石之山崛然起，号召峰峦俱至此。
　　渐行渐巨化为一，恍若朝宗汇群水……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有终止，吁嗟夫，山之终兮水之始。

这是一首描述陇山的哲理诗，作者好像登上了人造卫星，剪拍了中国山水全景面貌；注入情感活力，境界有难于比拟的宏阔，气势凌铄千古。这种巨笔描形，辅以比喻，夸张，拟人，绘声绘色，赋予陇山富丽瑰奇的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在立意上，一反传统观点，突兀地揭出山水走向相反的命题，结穴于“山之终兮水之始”。
　　中期的诗，《登洪山宝通寺塔》颇有特色：
　　颓鸟西坠风忽忽，吹瘦千峰撑病骨。
　　半规江影卧雕弓，郊原冷云空结绿。
　　楚尾吴头入尘壒（āｉ埃），一轮天上悬孤籁。
　　凭栏俯见寒鸦背，馀辉驮出秋城外。

这首写登塔所见。颓鸟、瘦峰、病骨，这些意象，象征着晚清王朝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现实状况；江影、冷云、尘壒、孤籁，描绘出上自天空，下至尘世，武略文韬，全是一片死寂，了无生气。寒鸦被余晖驮出秋城，自然使人想起李商隐的《隋宫》“终古垂杨有暮鸦”的凄婉造境。全诗通过奇崛的构图，抒写对满清统治的怨愤，预示着它的灭亡。更有后期的《丁酉京陵诗　其一》：
　　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
　　年来都剪得，持入秣陵烟。

半江水，一尺天，构成了一幅奇巧绚丽的图画，转而着一个“剪”字，使这幅宽广而高远的图画浓缩起来，轻飘飘地飞落襟袖间，又突然吹了出去，化作烟云，陡然消散。奇崛、跌宕、起伏，表明作者在上海学来的西方科技、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浏阳办的兴算社、开发民智等，一到金陵候补，无所施为，都化作烟云散了，这便深刻地揭露了官场腐朽和黑暗，抒发了有才无处可用的怨愤。
　　谭诗奇崛的构图，并非写真实，而是摄取或创造意象，表现主观情怀。摄取意象，可谓依据表达情感的审美需要，通过联想和想象，虚拟编组景物，组合为似梦非梦般迷离恍惚的境界，传达作者的主观情愫。
　　谭诗最出色的表现方法当首推缘情造境，十五岁的诗中就有了这种影子，《丁酉金陵诗》是这样建构的，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表现主义。典型篇章有１８９４年写的《蜕园》。蜕园即今长沙市周南女子中学所在地，那里不近湘江，亭台楼阁也不过是泯灭了的历史，作者描述的并非当时所见的实景，而只是借“蜕园”这个词的象征意义，结合蜕园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巧妙地组合出一幅奇妙的图画：
　　水晶楼阁倚寒玉，竹翠抽空满天绿。
　　湘波湿影芙蓉魂，千年败草萋平麓。
　　扁舟卧听瘦龙吼，幽花潜向诗鬼哭。
　　昔日繁华馀柳枝，水底倒挂黄金丝。

水晶楼阁，影射统治者的奢靡，竹翠抽空，表达改革者的节操和锐气，芙蓉魂带出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千年败草令人想起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暗喻保守派的猖狂和难于根除的艰苦斗争；诗人自己只能听自己的笔墨怒吼和向诗鬼哭诉。最后以“柳枝”的意象来诅咒清廷的腐朽，并预示它的灭亡。韦庄的《台城》结句为：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柳丝”的意象，正暗用了这一典故。
　　谭嗣同后期的诗，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采用典故和禅理来抒写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如《留别湘中同志八篇其三》：
　　寰海惟倾毕士马，逢时差喜卫哀骀。
　　风云烟鸟堂堂阵，河洛龟龙的的才。
　　秦粟拟因三晋泛，蜀山虚遣五丁开。
　　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淮南一寸灰。

全诗充满典故、象征、暗喻。毕士马，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音译，作者译作“毕士马”，一语双关，暗喻甲午战争清廷海军的覆灭。第二句借春秋时卫国丑陋人咒骂现实中那些丑陋的家伙，他们在国家危难之秋得尽了好处。第三句影射中国军队的落后和腐败，第四句谩骂清政府迷信君权神授、妄自尊大及清廷官员的愚昧，句中暗含河图洛书，占卜及“真龙天子”等诸多意蕴。第五句以秦穆公输粟赈三晋之灾反招来晋国入浸的典故，指斥清廷的卖国媚敌，第六句斥骂清廷的洋务运动只不过是向敌人奉送珠宝。最后表达自己官南京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怨愤。大量使用典故，甚或使用冷僻典故，还“撏扯新名词”（梁启超语），导致了谭诗的晦涩难懂，这是谭嗣同后期诗作的主要毛病。
　　谭诗前期、中期清新活泼者甚多，且辞微旨远，即使是写景诗，也寄寓甚深。歌行体、五言律成就较高。七言律中越出平水韵及对仗欠工者时或有之，但无损于谭诗的光辉。“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上欧阳中鹄书），纵而越出格律的束缚，本出于自然。
　　行文至此，谨以七言绝句一章奉献于百年大祭的大祭坛：
　　谁擎天炬看西洋，拟夺寰中大盗赃？
　　长叹刑天多猛志，断头依旧舞铿锵！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写于郴州寓所

原载《长沙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二期，
　　续刊《中国专家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