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２日，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学会，在长沙市（北辰）图书馆为胡玉明《走读浏阳罗汉》举行新书发布暨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胡玉明创作的价值与意义》的发言（载《中国金融文学》与《贵州政协报》等）。记得在这次会上，玉明谈了他准备写作谭嗣同的计划。没想到不到一年，即谭嗣同殉难１２０周年的今天，他就完成了《走读谭嗣同》的写作。玉明让我为此书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虽对谭嗣同无甚研究，但有感于玉明的执著与精神，还是勉为其难，谈点感想——
首先，是作者的精神可嘉，令人感佩！玉明原是湖南金融系统的中层干部，现已退休，且年逾花甲。一般来说，像他这种情况，都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他不但不“安分守己”，而且每天风风火火、“上蹿下跳”，继续他钟爱的文学事业，执著为家乡浏阳与湖湘文化等竭尽全力。具体而言，继《浏阳潭湾梦》与《走读浏阳罗汉》等“大书”之后，他又马不停蹄，不但自己“抛妻别子”，而且“连累”丁纯蓝、谭玉英等人，继续自掏腰包，多地、多方“走读”——并潜心“研读”“浏阳”谭嗣同。即不但研读《谭嗣同全集》，而且研读杜钢建教授的《新仁学》等；不但寻访国内有关谭嗣同的活动轨迹，而且还去日本、烟台等地考察有关“佛学”等。这种比年轻人干劲更足，比专业作家与学者更投入的精神，难道不是难得的“正能量”、不值得热情点赞？
其次，是作品的文体形式等值得关注。作品虽内容较杂、涉及较广，但其中心是谭嗣同，主体是诗歌。就内容而言，除谭嗣同的作品与思想等外，还包括浏阳谭氏先祖、师友文人书信、作者等人的寻访，以及谭嗣同与梁启超、毛泽东等的关系与影响等；就形式而言，主要是诗歌，包括古体、近体与白话体等，计４６０多首（篇）。以诗歌形式抒情、叙事，可能不足为奇，但以之来写人、立传，就微乎其微了。尤其是在至今还存在古体诗是否算“新文学”、能否入文学史等争议的情况下，作者敢于通篇以七言、五言等整齐诗行来写人、叙事，这不能不说是够“大胆”与“创新”了。其实，这种形式也并非玉明首创。早在近百年前，郁达夫就创新和发展了一种“诗注体”形式，即用诗后加注的方法来写“自传”。如他的《自述诗》，其诗后所记内容与自传基本相同；《毁家诗纪》记录了他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家庭被毁等经过。但与郁达夫不同的是，作者并非用此形式来写“自传”，而是以之来抒发对伟大“乡贤”的崇敬与热爱。因而其境界与意义完全不同。如“屈辱百年今已雪，中华崛起慰先贤”，“实事求是情犹在”，“天地日月莫不尊”，“如今社稷乾坤朗，甲子重开树丰碑”，尤其是读谭嗣同《仁学·自叙》后的感慨：“少年孤苦五味知，人生虐爱启遐思。胸中激浪藏浩气，笔底波澜赋自叙。扬帆仁学心神醉，驰骋北上奋吐丝。冲决网罗何怯惧，裕后光前堪大师”等，不但情真意切、清新简洁，而且紧扣时代、意境开阔，的确比某些“散文”更有力量。
当然，作品也存在某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即：如何继承和发展“诗体”形式，使之更好地为写人、叙事服务，体现其比“散文”更优的形式美——具体来说，如何在语言、平仄与音韵等方面，进一步区别文类、遵守规则与提升品位等，就很值得探讨。
总之，作者精神可贵，作品题材重要，诗歌形式新颖——这些，都值得特别重视和关注。
是为序。

（作者：章罗生，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已出版《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专著６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个。曾多次获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与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