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和受影响最深的，或许要首推老师了。但人到中年，回顾漫漫求学路上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老师，又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其实很多老师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含混的，甚至还有一些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阴翳。有次在微信上和高中时期的美女学霸聊到当初的语文老师，她居然一头雾水：“有这个老师吗？”她已经压根儿就不记得曾经有那样一个满头白发的瘦高个老师了，而那可是一个对教学倾注全部热情的语文老师，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谁都应该记得这样的好老师。而这个传奇一般的美女学霸始终都是每个任课老师挂在嘴边的骄傲。那一刻，同样身为教师的我不禁悲从中来：这或许是诸多为人师者难以避免的尴尬与悲哀。
　　幸亏还有另一种存在，那就是我的大学班主任陈仲庚老师。我有幸遇到过好些人品与学养都让人景仰的好老师，但能让“好学生”“差学生”甚至“坏学生”都一致尊重、铭记并且感佩的老师，那还真的不多。尤其是在网络化时代，“每天骂母校八遍”几乎成了新新人类的标配。在大学任教没几年，我就已经见识了课堂上貌似温顺的８０后给老师们取绰号和配酷评的本领。到得韩寒们群雄并起，不敢骂老师的学生都算不得好学生了。至于当下，呵呵，学生们简直不屑于骂老师了，直接无视你的存在，这才逼得某些老师不得不在期末试卷的第一题就让考生从四张照片中挑选出谁是本门课程的任课教师。
　　陈仲庚老师当过三届班主任，都是三班。我们这届是９１级３班，其时“南巡讲话”掀起滚滚商潮，一时间人心思“海”，但陈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是沉稳的，淡定的，有种寡言君子的庄严。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评价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用了一个词：“方正”，在我看来这个词用在陈仲庚老师身上同样贴切。鲁迅文中与“方正”一词并列的是“质朴”和“博学”，陈老师的气场应该正得益于“质朴”和“博学”。“质朴”自不必说，他的实在和诚恳有目共睹，印象中从没听闻他有任何形式的“花腔”。至于“博学”，当时或许并没清楚意识到，大学生总是更崇拜开口“后现代主义”闭口“萨义德说”的所谓学者，像陈老师这样“质朴”者的博学往往需要时间历练才能感悟得到——甚至直到成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他的学术论文从标题到结论，都是明白如话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故弄玄虚。这丝毫不影响他表达真知灼见，譬如他重新评价阿Ｑ的名文《唯恐其争——阿Ｑ形象再认识》，标题就道破要害，让人过目不忘。近些年，陈仲庚老师的研究跨越现当代文学、东西方文艺美学、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又在舜文化研究领域中开疆辟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舜文化研究专家之一，不可谓不“博学”，但这种“博学”依然没影响到他的“质朴”，这，大约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方正”了罢！
　　在一片“下海”声中，犹记得陈老师经常邮购书籍，一包一包的寄来，很多书名看着就让人敬畏，大不同于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通行读本。那时候我很好奇：这些“无用”的书得占去陈老师多少工资？为什么他放着图书馆的书不借却要自己掏钱购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我，让我隐隐意识到，人无论穷富，至少在买书这件事情上是可以做到超然物外的。
　　也许是班主任的气质使然，相比中文系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活跃，我们班的同学就显得内敛很多。有时候两三个班在大教室合并上课，任课老师总是一眼就能判断出三班的学生坐哪一块。还有人晚自习打我们教室门口经过，不禁惊诧道：“大学里怎么招了一个复读班？”坐满了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这不是高中复读班才有的情景吗，怎么可能是以出诗人、疯子、酒鬼、政客和演说家闻名的大学中文系班级呢？
　　要说 “酒鬼”，我们班倒也是有的。睡我上铺的兄弟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喝高了，深更半夜被同学紧急送往当时的地区医院。第二天无法上课，这对循规蹈矩的“复读班”来说自然是个大事，那哥们惶恐不安地打着点滴，心想挨一顿痛训是免不了的。陈老师虽然“即之也温”，但对学风要求严格，确实有点“望之俨然”的感觉。万万没想到，陈老师居然是带着水果和牛奶走进病房的，平常不苟言笑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这令“酒鬼”兄弟羞惭不已，暗自发誓再不给班级添麻烦了。
　　我自己算是班上的一个异数，习惯于我行我素。有次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居然愤而撕破班干部的考勤本，并且冲动地跑到讲台上宣布辞去体育委员的职务，从明天早上开始，领操就不关我的事了。当时年轻气盛，我甚至说出“得罪你们所有人又怎么样”这样狂妄的话来。陈仲庚老师闻讯赶来，并没有当即批评我，而是将我叫到教室外面，让我陪他散步。当时全校学生都在上晚自习，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也慢慢冷静下来了，陈老师这才让我说明情况。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些话，大意是作为作家有个性可以理解，有些卓尔不群也无伤大雅，但也要换位思考，难道别人就没有对等的人格和尊严需要？再说，在学校里，你的老师和同学可以包容你出位的言行，但将来走上社会，别人也会这样包容你吗？尤为让我感动的是，因为我已经宣布“明天起不再领操”，为了不让我收回覆水，陈老师临时决定让我和宣传委员换个岗位。所谓师者仁心，大约也即如此了罢。我自己后来为人师，为人父，教中学，教大学，每有焦躁恼怒之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陈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和引导。
　　陈老师很少做道德说教，尽管早晚自习他都经常来教室。他对学生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唯一的一次说到自己是在我们的毕业聚餐上（大学三年，陈老师数次自掏腰包请全班同学聚餐），他现身说法，以一个农家子弟艰难求学、数遭挫折的经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始终怀抱信念、砥砺前行。全班同学都非常感动，陈老师自己也颇有些动容。斯情斯景，同窗老友夏昕多次酒后提及，那也是我们共同记忆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无论在长沙还是永州，每次同学聚会或者校友聚餐，陈老师都是我们最常提及的一个师长。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微词。哪怕是当年因为追求我班女生引起一定舆情的邻班“坏小子”，酒后供述曾经被陈老师严肃问话过，但让他非常感动的是，谈话结束时陈老师还是祝福了他们。当时还颇让他意外，因为按照当时的管理纪律和舆论氛围，“一本正经”的陈老师应该是棒打鸳鸯的法海才对。
　　不过我始终对一件事情有所疑惑：为什么我们大学三年三任班长都是祁阳籍，是不是因为陈老师自己是祁阳人？几年前的一次师生聚会中，藏不住话的我终于在酒酣耳热之际当面向陈老师提了出来，然而还没等陈老师回应，先就有几个同学跳出来替陈老师辩诬，其中就有我最铁的哥们夏昕，他作证当年陈老师确实动员过他当班长，是他自己推脱了。再说当时班上也是祁阳籍学生最多。不过陈老师不但不介意我的“小人之心”，反而自省说当初确实是自己考虑欠周到，今后应该更全面一点照顾到可能引起的误解。我也庆幸自己的率直，要不然对恩师的这个误解肯定就没有机会当众消除了。后来读到胡适和陈独秀的轶事，当时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新青年》上吹捧朋友谢无量的诗作，说是“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胡适毫不客气地致信对己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痛斥其“厚污工部而过誉某君”，“自相矛盾”。陈独秀无地自容，不但认错，还将胡适的信公开刊登出来。我们师生自然不敢自比于陈胡，但就此事而论，多少也还算是带那么一些古君子之风的罢！
　　当然，陈老师的师者风范、君子气度并不只是一味的温柔敦厚和谦逊内敛，他也有“听其言也厉”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有同学改口叫他“陈处长”，陈老师当即变色道：“什么处长处长，老师就是老师！”这与那些喜欢别人叫头衔的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中学的某团委书记只喜欢别人叫他“书记”而非“老师”，我在大学的同事刚当上副院长，别人再叫他“某老师”他就充耳不闻，非得叫他“某院长”才行。另外一次是某人津津乐道传播极左观念，陈老师毫不客气地当场批驳。此后多年，再见那位厮混官场的校友，身上就少了许多虚夸孟浪，我想或许与陈老师当初毫不客气的当头断喝也有关系罢。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庆幸在求学生涯中得遇良师，更庆幸在生命旅程中有这样一个值得风随景从的榜样。母校湖南科技学院惠我良多，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像陈仲庚老师这样的一群春风大雅的恩师所给予的精神力量。作为弟子，无以为报，思之赧然。唯有效老师道德文章之万一。陈仲庚老师学术活动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之际，我和校友吴茂盛、夏昕特意请知名书画家赵洪琦先生书古人赞颂师长的名句“风雅源流于斯不昧”，敬赠陈老师，或能代表成百上千西山学子的心声。
　　（作者简介：魏剑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杂文研究会副会长，长沙市作协副主席。首届“鲁迅杂文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