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尔源算是诗歌界中的“新人”,他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时间基本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他用迟来的诗歌写作方式回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写诗?这让我想到了压舱石,一条空荡荡的船只为了避免失重、摇晃甚至翻船的危险而压上一块石头,这维持了平衡,虚空得以充实。我曾在一个小小的民间博物馆看到过一块圆墩形的压舱石,上面还錾刻了一个巨大的粗实的字——“稳”。对于梁尔源来说诗歌已然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这样才踏实、安稳、可靠。
对于梁尔源而言,诗歌不只是一种个人化的表情达意的方式,而是重建完整人格与精神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完成人与外物以及社会的重新构造和彼此探询。由此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梁尔源诗歌中的思想载力、精神强度和语言势能一直在增强,这不只是面向了自我存在以及亲人遭际和时间命题,也关乎整体性的时代境遇和精神大势。
体到梁尔源来说,诗歌写作的功能首先是一种完整人格缺失之后的重新修复,是试图回到一个人原初状态的返回和寻找。诗人重新找到了一面镜子,这不只是为了正衣冠知得失,而是为了映彻更为真实不虚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人格。这近乎是当代版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请柬不为我编程了 / 肉身从公文包中逃遁 / 再也不用向那只茶杯汇报了 / 麦克风不再点卯”(《春风不再掐我的大腿》)“长年累月的仿宋体 / 喂养出一只鹦鹉”(《读报》)。
被割草机碾压过的草地再次找到了春天和水源,它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长了。这是一次次的寻找自我,一次次的返回自我的母体,也是一次次的自我更新和重新定位,把曾经的变形的、模式化和程序化的异己的我重新摆渡和解救出来,变成充实、真实和完备、纯粹的自我。这正是一个“年长的青年诗人”(梁尔源的自况和自谦)的深层写作动因和驱动机制。他通过诗歌来进行深度的精神对话——他找到了一面映照精神自我的镜子或湖面,一个我与另一我时时进行对话、磋商甚至盘诘。诗歌写作首要关涉的不是他物而是作为个体主体性的人,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有生命体验和独立意识、求真意志的人。这样的诗正是“真实的诗”,真正地关乎“诗与真”,首先要去除的就是虚假、伪饰。确实,最为可贵的是梁尔源在诗歌中从来不掩恶、不遮丑、不矫饰、不妄言、不自我美化,也不滥情易感的伦理化和道德化。他的赞颂和批判都是发自本心的真实之音。诗歌和人在撕扯掉虚荣、功名、权力、伪善、自私、欲望之后都一起回到了最原初的状态,这是自审和度己,是自我的精神涉渡,灵魂不再是定制的了。
诗歌能见人,诗歌能见人格,这说的就是梁尔源的这些“真实之诗”。
最初读到梁尔源的诗歌,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自然是那首《菩萨》,我也将它选入了《2017年度诗歌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当中:“晚年的祖母总掩着那道木门 / 烧三炷香 / 摆几碟供果 / 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念 / 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萨说话 // 那天,风儿扰事 / 咣当推一下 / 祖母没在意,咣当又推了一下 / 祖母仍心神不乱 / 咣当,推第三下的时候 / 祖母慢慢起身,挪动双腿 / 轻轻打开木门 / 见没人,沉默片刻 / 自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该诗体现了一个诗人撷取日常细节并进行再度提升和象征化、戏剧化的能力,叙述、场景与内在真实之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精神结构。
梁尔源的那些成色比较突出的诗作大体都具有场面活化、生动又不乏一定的戏剧性的特征。这既是关乎个人的又是超越了个人的,他的诗歌朴素而真实,能够在尽可能大的受力面积上被普通读者所接受。这既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围绕着个体展开的过往以及现实场域所进行的及物化发现的过程。
写诗是需要眼力和眼界的,这与一个人观察事物的位置和角度直接关联,与一个人的感受方式和想象方式也密切联系。这样产生的诗歌既是体验的也是感悟的,既是个人经验又是现实经验,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诗体现了一个“成人”通透的眼界,印证了“姜是老的辣”,其观察人生、讽喻世事、感悟世界的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和传染力:“小孙女在玩套娃 / 将一个个小人从大人中剥出来 / 剥到最后一个 / 他问:爷爷 / 为什么小人都藏得这样深”(《玩套娃》)。
诗歌承担了镜子的功能,同时也承担了漂白剂的功能,这最终凝聚成的形象正是“镜中白马”。梁尔源的一部分诗歌不由自主地探向了自我以及浮世绘众生的内心本相,那些藏污纳垢之物被他毫不留情地拎出来示众并进行诗性意义上的漂洗。
在梁尔源这里,诗歌的清洗功能并没有导向一个诗人的精神自闭和道德洁癖,而是凸显了一个诗人综合的精神能力和容留空间。其中的一些诗还具有一定的超逸和提升的能力,能够将现实经验之外的未见和未知的部分予以深层观照。这样的诗不是偶然生成的,不是外界直接的刺激和表层化挑动的结果,而是需要诗人具备经验和超验的融合能力,具备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精神自我的求真意志力。
当梁尔源其中的一部分诗作指向了家族命运和个体存在视角的时候,诗歌是世道人心,是喜怒哀乐的碎片,是斑驳的流年光景,是抽屉里发黄变脆的家族档案,是并不轻松的唏嘘故事,是恍惚莫名的历史本相,是社会经纬的隐秘纹理。这是一口曾经布满了青苔的石井而无人光顾,而经过诗人之手的重新拂拭之后井沿儿重又变得光亮,沉闷滞重的往日之水重新有了响亮持久的回声……
梁尔源的这些诗歌自然携带了回溯和追忆的成分,这是诗人站在此刻的风中或水岸对过往的重新面对,是对过往事物以及连带其上的情感和记忆的重新擦亮和磨砺。梁尔源在一次次打量自我,他不断进行精神对位的过程,这同时也是自我和语言得以双重还原的过程。
无论是故地空间还是具体的人物命运,梁尔源都在那些事物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凝视与省思,经由诗人的凝视状态碎片得以围聚,细节得以发光,往日得以重生。这里有欢欣更有血泪,有春风亦有冰雪。诗人在此过程中着实担任了精神还原的角色,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文学写作实际上是一个接一个的精神事件。而梁尔源诗歌中那些成功的部分就大抵具有个体前提下的精神事件的底色,比如《父亲的萝卜白菜》这样的诗:“屋后的那块菜地 / 是父亲深沉的画布 / 每天挥着那支古老的画笔 / 创作是父亲的信仰……油灯下,父亲开始算账 / 把算盘拨出声响 / 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自豪 / 每天总是一下五去四 / 二上三去五,噼里啪啦 / 昨天卖出萝卜一担,白菜五十斤 / 今天买进土布二丈,食盐三斤 /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算 / 一辈子也没把全家人 / 从萝卜白菜的命里算出来”。这是个体命运也是历史本相,这体现的正是“一个人也是一代人”。
梁尔源写了大量的关于“父亲”“母亲”的系列诗作,其中写给父亲的诗作更多,比如《离天空最近的时刻》《父亲最荣耀的事》《竹笋》《父亲从夕阳中走过》《父爱》《扫墓》。与其说这是诗人在写一个具体的父亲和母亲,不如说是在重新面对和塑造、挽留一段过往的家族精神史和个体生长轨迹。在反复的形象塑造和抒写中梁尔源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和回应了人性、物性以及时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综合命题,诗人通过撷取、组合、嫁接、过滤和变形的诗歌话语方式重新唤醒了一段历史。这是情感化的历史,是家族化的历史,更是修辞化想象化的历史,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父亲的坟前 / 长出了一颗硕大竹笋 / 它是父亲几十年的骨质增生 / 怕触痛睡着的父亲 / 让春天的疼痛的锋芒 / 长到了我的脊椎上,在拔节的时光里 / 再感受一次和父亲 / 一起煎熬的岁月”(《竹笋》)。这是经由意象和想象对生命和死亡的重新对接和打通,这是更为难以言说的精神愿景。诗歌最终的精神指向大体离不开时间构成,这涉及生命、死亡、存在等等终极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梁尔源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纯诗”诗人,而是打开了诸多的面向外界的缝隙和孔洞,也就是说他的一部分诗歌是向外辐射和发散的及物状态。梁尔源就是这样的诗人,有热度、有气度,甚至有时候会热烈评议、臧否时事。他对这个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都投注了极其敏感和锐利的目光,这正是当年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人间词话》)
这涉及诗人格物致知的精神能力。这呈现了“诗言志”的那一部分传统,人不只是生命的人和个体的人以及肉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整体人类中的一分子。质言之,诗歌应该具有互动的关联结构,诗人的眼光既打量自我又同时向外界发散。就目前诗坛而言,需要警惕的是很多的“外向型”的诗沦为了表层化的描摹诗、浮光掠影的见闻诗、旅游诗和广场舞式的现实诗。关键在于诗人要打通个人经验和现实经验的节点并进而转化为能够呈现一个时代境遇整体性的历史化经验。只有如此,诗歌才能在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完成融合,才能使得诗歌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声、发现乃至命名。这是诗性正义和语言道德,它们共同构成了诗人的写作伦理,它们同时也区别于社会正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语言责任,只有在此前提下诗人才能够抬升同时代的人的眼光,将“个人的诗”转换为“普适性的诗”。那些更伟大的诗则如小小的针尖挑动了我们的神经,它们以精神共时体的方式持续而长久地触动了世界最本质的内核——“寺中菩萨都是金丝楠木雕成 / 门框大梁用的非洲珍贵大料 / 屋顶还包了金箔 / 联想家乡那个破败的卫生院 / 心中有些不平衡,为什么 / 佛界的医生与凡间的医生比 / 待遇差距这么大”(《在安福寺幡然醒悟》)。
显然梁尔源并不局限于“客观之诗人”,他的一部分诗作指向了精神内里的褶皱和晦暗之处,不断审视(自审)、盘诘并扩大一个诗人的襟怀和眼界。言志和缘情在梁尔源这里得到了平衡与共生。这产生的是“真实之诗”和“情感之诗”,同时也是“经验之诗”和“想象之诗”。
梁尔源的诗歌形成了蜂巢状的多孔结构,与这个纷繁多变的社会万象息息相通、密切关联。诗歌是自我精神的映照也是社会的微妙回响,这二者梁尔源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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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尔源来说,诗歌已然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在他这里,诗歌的清洗功能并没有导向一个诗人的精神自闭和道德洁癖,而是凸显了一个诗人综合的精神能力和容留空间。其中的一些诗还具有一定的超逸和提升的能力,能够将显示经验之外的未见和未知的部分予以深层观照。这样的诗不是偶然生成的,不是外界直接刺激和表层化挑动的结果,而是需要诗人具备经验和超验的融合能力,具备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精神自我的求真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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