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否真的能形成一支散文湘军，虽然尚未得到任何定论，但众多散文人才客观存在的事实，却是不可否定的。其中，不仅有李元洛、王开林、叶梦、廖静仁、刘鸿伏、罗长江等早就在全国散文界具有影响力的散文名家，还有后来出道的谢宗玉、刘绪义、聂茂、沈念、周伟、张灵均、奉荣梅、刘克邦、易清华、远人、孟大鸣、刘晓玲、方雪梅、谢枚琼、秦羽墨等组成的一支散文生力军。

 

曾经以小说风靡中国文坛的湖南作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呈现的，就是对乡土的叙事审视和湘楚地域的文化回眸。这样的创作取向，无疑与湖南独有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沉淀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勾连。有趣的是，新世纪以来，在小说湘军日渐“淡出”文坛之后，湖南的散文作家又以另一种更直观的文本，秉承了这种乡土文化。其中，最早浮出水面的是谢宗玉，然后是沈念、周伟、张灵均等散文作家。谢宗玉的新乡土散文在《天涯》杂志重磅推出后，顿然成了一股漩涡，其乡土散文一度在全国遍地开花，将中国的散文界搅得眼花缭乱，以至于有了“北有刘亮程，南有谢宗玉”的美誉。要知道，当时的刘亮程正好凭一部《一个人的村庄》，在全国散文界掀起一股飓风，并成为一种散文现象，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其时的谢宗玉的乡土散文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谢宗玉是一个很有自省意识的作家。他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乡土散文里沾沾自喜，而是在后来的散文创作中有了更多的发掘和探寻。这几年，他在写小说的同时，又把笔墨洒向了泛散文概念上的随笔。所以，2014年，客观地说，他的创作成绩，是他的电影随笔和思想随笔，而不是他的散文。但是，他又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乡土的留恋与回望。比如他发在《西部》2014年第5期的一组散文《故乡忆碎》，就能让人感知到他内心里依然无法释怀的乡村情结。这组散文共有五篇，都是从一个童年的视觉去抒写的。这样的写法，基本保留了谢宗玉乡土散文的视觉空间和情感根脉。

在《故乡忆碎》中，谢宗玉将他留存在童年和少年时光的一些记忆再次翻找出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乡村男孩对乡村生活原初的体验。其中，《什么是家》，写的是一个四口之家在冰雪来临的寒冬，因为“急需一炉不灭的炭火，与寒风营构的寒冷对抗”，父亲只好带着年仅七岁的儿子去山里砍柴烧炭，母亲就带着三岁的女儿在寒夜里像盼望太阳一样等待父子俩回家。这篇散文，不仅通篇都充满了谢宗玉散文一贯的诗性语境，更让读者看到了他对于散文叙事的掌控能力。通篇写的就是父亲和儿子砍柴烧炭的细微过程和母亲焦急地盼望父子俩早点回家的心境与行为，无论故事结构还是叙述语言，都更具有小说的张力，但他营造的环境氛围和情感氛围，又完全有别于小说的虚拟。这种跨越文本的抒写，倒是更扩张了他对乡土记忆的真实情状，并让一个苦难中的家庭，在事件的关照下，散发出一缕缕家庭本质意义上的温情。

这组散文中的另一篇《鬼节扶乩》，写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鬼节”。在这篇散文里，谢宗玉借助他童年的这段记忆，让一个原本阴森恐怖的民间事件，挥发出一种浓厚的人性光芒。通过一家人在“鬼节”对祖辈的供奉祭奠诸多细节，通过对作为自己已然逝去的祖辈“好鬼”与其他非亲人的“恶鬼”的辩证认知与判断，再现了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节日里，对已故亲人别出心裁的怀念。“鬼也有好鬼坏鬼之分，好鬼就是家鬼，就是家族的祖先。入夜后，去世了的祖祖辈辈就会聚飘在房屋的上空，以对抗来犯的恶鬼，保卫儿孙的安危。”整个作品中对“鬼”的阐述和描写，传神地营钩了一个孩子对已故亲人那种天真无邪的想象。尤其是对“扶乩”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真微性的宗教习俗的细节描述，更是把阴阳两界的“人鬼情”复活了。那种对“鬼”在这一天紫红紫红的想象空间，不仅非常符合一个孩子纯真的心性，更营造了一种巫楚文化的地域镜像。虽然所抒写的是一种湘南民俗事件，但其中在“鬼节”对已故亲人与家族血脉的诸多微妙细节和童年幻象，却又无不引发读者的情感认同。

同样也是写乡村写乡土的周伟，2014年应该是他的丰收年。这一年，他的长篇系列散文《大地书》获得由中国散文学会、安徽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中国包公散文奖。同时，其散文《看见的日子》入选《青草地上落满花瓣·〈读者〉杂志经典珍藏书系1981-2013》一书，这是《读者》杂志33年来从数以万计的古今中外佳作中精选出来的经典散文100篇，湖南只有沈从文和他两人入选；《大地黄好》被《散文·海外版》2014年第2期、《中外书摘》2014年第4期转载；《声响》被《青年文摘》2014年第3期、《中外书摘》2014年第1期、《小品文选刊》2014年第11期转载；《乡村之光》被《小品文选刊》2014年第2期、《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第3期、《快乐阅读·语丝》2014年第3期转载，并入选《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度精选集》；散文《屋檐下蠕动的小倮虫》在《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9期发表后，选刊编辑称“周伟的《屋檐下蠕动的小倮虫》，写一个失去父母亲情，生活得努力、倔强而卑微的生命，写尽了现实的真与冷，让人忍不住为文中那个倮虫一样的生命掬一把同情，发一声嘘唏。骨肉丰满，有真情实感”；另一篇散文《草生》在《岁月》2014年第11期发表后，有评论称：《草生》一文抒写了平凡乡村中一个善良、困苦却又认真生存的人。他尽管没有子孙却有大爱，受人尊敬。生前默默，身后事却也热闹。困顿艰辛处，有乡村传统和文明的坚守与沦陷。时光易逝，乡村如是，来来去去，草生草长，生生不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草生之死是一曲衷情悲啼的乡村挽歌，由写实到象征，以草民之死抒写草民之生，其寓意深刻，令人深思。此外，还在《鸭绿江》2014年第6期发表散文《茶以清心》，在《岁月》2014年第1期发表散文《乡村的光》，在《散文百家》2014年第10期发表散文《阳光的味道》。

与谢宗玉相比，周伟的乡土散文，虽然写的同样是乡下事，乡下情，但切入的视觉，却是在场性的现代时。他也非常注重散文的叙事，但在语言上，更倾向于平实描摹，其白描的叙事语境，固然没有谢宗玉散文的诗性与空灵，但他结构上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更加强化了小说叙事的铺陈与舒展，这不难让我们看到他小说创作必具的潜质。这样的叙事格调，让周伟的散文更具有了挥洒自如、收放有序的品质。但就散文的文本而言，有些篇章中过于冗长琐碎的叙事，也削弱了散文应有的想象空间和审美镜像。

湖南乡土散文的另一个代表性作家张灵均，在其散文的文本掌控上，似乎比周伟更要圆熟一些。他的散文的“产量”并不太高，但每一篇都是颗粒饱满。他发在《四川文学》上旬刊2014年第2期的《上屋场，下屋场》和发在《山东文学》2014年第5期并被《散文·海外版》2014年第4期转载的《一条鱼能游多远》，都是具有比较深远的乡土哲学风味的散文。

在《上屋场，下屋场》里，我们看到，在一段并不遥远的特定时光里，一个被划分为上下两个村落的乡村屋场之间，因为种种大大小小的利益争夺而生发出种种矛盾和冲突，甚至械斗和陷害。近两百人居住的上屋场人多势众，且村干部都集中在这里，而下屋场只有区区几户人家，且没有村干部撑腰，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为小学建在上屋场，导致下屋场的人因为孩子们读书要走一段较远的泥泞村道，而对上屋场的人心怀怨恨；天旱季节，因为农田灌溉，上屋场总是把自家的农田灌得满满的，下屋场却要连日连夜地守水却依然面临禾苗干死的危机，导致“我”不得不想出损招，“在半夜里溜到上面的田垄上，用铁棒从垄底多钻几个眼孔，再到下丘田如此复制，一个小时钻它上百个孔洞，水自然就从最上面泄漏到下丘田地，一直引到我家田地里。”这些留在张灵均儿时记忆里的乡村暗影，在这篇散文里都被他翻检出来，带着隐隐的疼痛，重新被文字激活。

在离开那个充满寒冷之气的村庄后，村里却又因为要修公路派村会计、“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带着人到岳阳城来找“我”赞助两千元，却闭口不谈村里擅自卖掉“我”在乡下的老房子的事；这个初中同学因为嫖娼被抓，又求“我”帮他交罚款，并承诺回去后还钱却从此了无音讯……往事里的上屋场和下屋场留给“我”的伤害和疼痛，居然伴随着“我”的进城并没有终结。直到时间的流水逐渐洗去“我”那些对上屋场和下屋场留给我的伤痕，直到上屋场和下屋场的村民一个个逃离自己的村庄，一些老屋也逐渐倒塌，直到在上屋场和下屋场之间那段空间又重新建满了一座座凌凌乱乱的时尚楼房，往昔的上屋场和下屋场的称谓也逐渐被时光淡去甚至不复存在，“那条机耕路还在，只是硬化了。”我才从记忆的忧伤中重返心灵的故乡。“而眼前，我看见的一大块庄稼地，在风中绿波荡漾……那是我家老屋的地基。”如此辩证客观的乡村回望，既是对乡村文明的客观审视，又是对乡村文明的哲学拷问与追寻。在大量无病呻吟的伪乡村散文面前，这种毫不粉饰毫不矫情的、用审视的目光来呈现的乡村故土，更具有一种在理性的撕剥下的疼痛和刻骨爱恋，更具有一种忠于本真的情感力量。

如果说，张灵均的《上屋场，下屋场》已然具有了一种乡村人文哲学的批判力量，他的另一篇散文《一条鱼能游多远》，就更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命题。作者从自己小时候捉鱼的往事脱开来写鱼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继而导入父亲的生存状态和“我”在城市里貌似优越的困惑。一个人一生的行走，就像一条鱼在洞庭湖、在某条河流里的游离行走，有着诸多生命历程的契合性。“人和鱼其实真的没有区别。鱼看不到自己的眼泪，只因生活在水中。鱼的一生能游多远？鱼，并不知道。”“我又何曾知道自己的命运呢？”尤其是结尾，当父母看了自己的墓地之后，“他们笑得灿烂，看来是满意的。那种释怀，似乎是乐意看到了生命的彼岸。”父母对于自己最终的归宿那种达观的笑容，带给读者的又是怎样一种心理反应呢？这应该正是这篇散文所要表达的真义，这才是一条鱼到底能走多远的哲学隐喻和答案。

岳阳的散文作家，除了张灵均对乡土情有独钟的介入和审察，还有葛取兵、谢作文、张凭栏等散文作家对乡土的情感融入。葛取兵在《文学港》2014年第11期发表《与一个节日有关》，在《厦门文学》2014年第8期发表《飘香栀子花》；谢作文在《中国作家》2014年第1期发表《远去的背影》；张凭栏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12期发表《田野上的风景》。

岳阳的散文创作，已然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散文荣获过鲁迅文学奖的熊育群是岳阳人，得过冰心散文奖和老舍散文奖的陈启文也是岳阳人。尽管他们都带着各自丰厚的创作成就离开了湖南，但其文学力量一直感染着后来者。如今的散文“岳家军”，除以上几位，还包括孟大鸣、冯六一、谢德才、徐辉、孙霞、赵宇等。

葛取兵的《与一个节日有关》，分别写了艾、菖蒲、粽叶三种与端午节相关的乡间植物，他不仅写出了这三种自然物象植物学意义上的特性和品性，还将其放大到洞庭湖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去进行人文的审视，让这样一种卑微的物质挥发出与洞庭湖气象相得益彰的文化烤辩。张凭栏的《田野上的风景》是个散文组章，他通过对稻子、稻床、田埂、豌豆一类的物象和留在记忆里的劳动场景真微的描摹，再现了一个乡土作家内心里对生存的那片田土难以割舍的温情。

还有两个用心灵直面乡土的女作家，她们是冷凝和龙宁英。

冷凝发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10期的《穿越乡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荒凉的村庄，一片在清明节总是不幸遭到火灾的山楂树，一条伤痕累累的河流。这个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撞击下的乡村，不仅仅是冷凝的家乡，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更是当下乡村的真实现状。龙宁英发在《民族文学》2014年第2期的一组散文《命里的村庄》，它不是单纯地对乡村的直接表述，而是复合型的对一座村庄的精神重组。那座苗族村庄，呈现的不是单一的民族物象，而是一个民族延续过程中诸多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风雨春秋枝枝叶叶。历史的因果，人文的传承，风物的芳华，都能让我们透过一座苗家村庄的气脉，透过龙宁英沉静的叙述，透过叙述者的在场和追寻，找到生命本质意义上对于故土的认同意识。“村庄是什么呢，家庭是什么呢，大山里的路要顺着山脉的走向曲里拐弯，大山里的亲人，今生今世，我们顺着武陵山的脉向走出来的路，能走多远呢？”作者发出的如是追问，似乎不经意中也牵扯到我们内心的某种疼痛。

 

湖南散文作家群体无意识形成的另一个创作趋向，就是对俗世生活在场的微妙体察。罗长江、孟大鸣、易清华、远人等，都对自身的在场体察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抒写。

罗长江发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2期的《坐在一条河流的发端》和另一篇《芭茅溪》，都是以作者的在场视觉，表达了一个作家微妙的精神律动。《坐在一条河流的发端》，从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切入，让自然河流与人生河流相互感性地交织纠结，又理性地对立疏离。擅长宏阔叙事的罗长江，不仅以其挥洒奔突的文字，叙述了澧水流域的生态真相和文化遗存，还借助叙述中的种种场景和镜像，切肤地融入了自我的困顿、迷茫和彻悟，向我们舒展了另一条既个体又群像的精神流域。《芭茅溪》笔调却大相径庭，他用写实的语调，平实冷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大湘西红色土地上一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村庄“芭茅溪”的真实情状。这样的在场抒写，既是对乡土文明的客观陈述，更是对乡村现实的尖锐解剖，一些被他写得诙谐幽默的细节虽然真实得令人发笑，却又让你压抑得笑不起来，这就是一个关注民生直面民生的写作者悲悯情怀的力量所致。

孟大鸣的在场困惑不是在乡村，而是在他工作、生活了许多年的岳阳城。发在《散文》2014年第3期的《不得而入》，孟大鸣向我们叙说了他的一个尴尬的生活事件。“我有两个故乡。第一故乡是湖南宁乡灰汤镇，那是一个出温泉的地方，它和韶山、花明楼是个等边三角形。九十度的温泉夺得亚洲第一的美称。第二故乡就是这不得而入的大厂。”这是孟大鸣对他的故乡的界定。也正因为如此，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了几十年的孟大鸣，自以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像回家一样随时走进他的第二故乡，然后，没带“通行证”的他却被保安拦住，发生在自己第二故乡或者说自己的家门口的尴尬局面也一步步将他围困。报出来的几个老同事老领导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报出的一个电话号码虽然还在，但电话的主人同样不认识他。最终，他被看成了一个搞推销的骗子，一个坏人。被二十多年的时光隔膜在门外，“我”只能无奈而又无助地“站在这张不得而入的大门口，我的心对着办公大楼呼喊，大楼你帮我作作证，证明我不是搞推销，证明我不是贼！它就是不开口，是没看到我？还是也不认识我了？”可是，岁月却让“我”在第二故乡面前变得如此陌生，也让那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时光的隔离中变得如此苍白。这其中诸多的人生况味，就横在一道令“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的两端，横在时过境迁的岁月的两端。

孟大鸣发在《散文》2014年第12期的《南门外一公里》，所叙说的在场心理更让人深思。作者写自己每天上下班必须要经过南门外一公里的一个地段，这个地段是通往火车站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段云集着以各种缘由行乞的人群。“外婆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难谁出来讨饭呢？”然而，当“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穿着西装的胖男人诉说他的钱都被小偷盗走，几天没吃饭，急需十二块钱坐车回家，“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元，却将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他，而最终，却得知那个胖男人的苦难诉说是他的一种敛财职业。尤其是一些妇女，还将拐骗来的小孩打伤打残作为自己敛财的工具。由此，“我”想到社会上的种种因为贫穷滋生的谎言和欺骗，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也随之陷入挣扎。南门外一公里，这么一段短暂的里程，却让无限的人性本质与无奈给“我”带来绵长的困惑与迷茫，并拷问着“我”那颗柔软的心灵。孟大鸣满怀柔软对社会现实如此介入的文字，更是一个绵长的哲学命题。

易清华对在场生活的抒发，似乎更具有多维性和立体感。他发在《黄河文学》2014年第7期并被《散文选刊》2014年第10期选载的《生病札记》，既是生活现在时的直观呈现，又是记忆碎片的文字对接。叙述中场景的转换，不是一个生病的人在诉说病痛，而是在用一个个意象放大和洞察生理上和非生理上的病因，以此扩张作品的精神空间，然后将驳杂的事物放置在生病这一事件上，并天马行空地抒发自我的认知，让生活表层的事件逐渐消隐，让随附生病事件背后的诸多精神在场一步步逼近，生病只是作者要阐述的一种哲学话题的契机。即便最后对童年时代那场病的在场写实，作者也没有背离他要传达的精神指向。因为生病而烦躁，父亲就背着“我”在屋后的河边散步，“我”催促父亲回家，“严肃的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坚持原则，说一不二，他王顾左右而言他，仿佛在寻找某种借口。突然，他指着河面大声地对我说，你看，鸟，好多鸟！”“我突然来了兴趣，这样的一群鸟，它们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父亲无法回答儿子奇怪的提问，“背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找到答案，但多年以后，我突然明白，爱就是唯一的答案。”这才是《生病札记》真正要生发的精神话语，他是哲学的，更是人文的。

远人是个诗人，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浪漫气质，从他在《四川文学》2014年第7期发表的《木垒三题》，就能见证他这种浪漫诗性。这组散文写了他在甘肃某个地域的三次寻找，或者说三次行旅。首篇写的是“旱地”，一个与农业贴得最紧的语词。本来是带着好玩的性情走进一片旱地的远人，当他和同伴走进一片辽阔的麦地，看到那片成熟的麦子舒展出来的无边的金黄，看到太阳铺展在麦地边缘那片“太阳的血色已变成全部的暖色”，他才被这种纯美的狂野带给自己的精神视野的意外通达而诧然。尤其是爬上一个可以看到方圆二十公里的小山岗，他“最惊奇的，已经不是面前的景色之美，而是无边无际的宁静就在这里。几十公里的范围，不可思议地没有任何声音。平生第一次，我发现安静可以让人内心发抖。像是不约而同，我们一行人谁也没有再说话，好像只要一说话，我们就会辜负这无声万籁的信任。”如此这般眼前的在场景观，让一个诗人往日的浪漫变得那么的脆弱。再看他的第二篇。由赭黄的沙子生成的鸣沙山，柔软而又坚实。每一个攀爬者，对能否爬上它的顶峰都充满了质疑和不确定性。那个与云天最接近的顶峰，似乎就是一道诱惑的制高点。这样的一座被散沙凝成的高峰，不就是人生的隐喻吗？远人在这篇散文里，似乎要寻找的，也就是这种精神隐喻。最后一篇是写胡杨林的，其寻找的初衷与鸣沙山异曲同工，但又更见本质。电影中见过的那一幕胡杨林落叶的壮美，与在场的一片几乎看不到叶子的胡杨，在远人心里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浮艳的景色往往就是这样遮蔽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最终，那些本真呈现的胡杨林的生命真相，才让作者“忽然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如果今天就是满地金黄落叶，我怕我会忽略胡杨最粗粝的生命本身”。其实，他所要揭示的，更是对俗世事物的一种精神认同，一种个体迷茫之后的顿悟。

 

用散文和随笔介入历史文化，湖南作家中，李元洛、王开林和已故作家、学者江堤是最具代表性的。尔后又有刘鸿伏、刘绪义，再然后，奉荣梅、刘晓玲等也跻身到这条道上来。本来有点寂寞的湖南历史文化散文，逐渐便有了多声部的发音和回响。

2014年，当说历史文化散文和随笔，应该是王开林、奉荣梅、刘晓玲的丰收年。尤其是王开林，2014年的丰收只是他这些年连续硕果累累的延续而已。

王开林的历史文化随笔，除了发在全国各大报刊，更重要的传播途径是结集出版。继随笔系列《大师》、《先生》、《狂人》、《隐士》、《高僧》五部著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201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他的第六部晚晴民国人物随笔《裱糊匠》。此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也推出他的一部历史文化随笔《四种活法》。王开林对晚晴民国众多人物的抒写，并非是直观的速写与列传，而是站在当代视觉的高度，俯视和辨识所再现的人物对于其所处的时代的家事国事的态度和立场，梳理他们在家国之间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操守，以及性格成因和坚守或裂变的心路历程导致的命运走向。审视需要理性，体察难免会碰撞到个体的心理经验。入世和出世，不是任何说教可以精确界定的。具有丰厚学养的王开林自然非常清醒自己的言说，自然更能感性的借助个人的生存经验和生活经验，对历史中的四种人物都给予辩证客观的类型梳理，即有一种人靠挺，有一种人靠混，有一种人靠拼，有一种人靠隐。对前三种人，他不是对其是非曲直的强硬否定，而是用审视的目力，既宽容又锐利地给予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撕剥，客观而又公正，冷峻而又人性。对第四种人，也就是对隐者，他却从感性思维出发，从中找到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对应和对接。“隐字派多半是觉悟者。他们与人为善，与造物者同游，心中少有世俗的计较和挂碍，能以真性情示人，活出本色和风采。”心小者无需隐，心大者无法隐，心无旁骛者，才是真正的大隐。王开林对这种大隐的认同和推崇，引发读者诸多的深思。

在2014年，女作家奉荣梅的散文创作也是收获颇丰的。这一年，她不仅在《西部》发表了《心正而量远》，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3期发表《千年的背影》、《真德秀“秀”长沙》，在《文学界》2014年第12期发表3万多字的道州文化散文专辑，还出版散文集《寒花淡影》，而且其历史文化专题散文系列《流寓湖湘——历代外地名人湖湘寻踪》还获得2014年度长沙市文联、湖南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寒花淡影》是“花之语”长沙女作家文丛中的一部。该文丛汇集了长沙八位有一定影响力及一定个性特色的女作家的散文作品，其中还有方雪梅的《谁在苍茫中》、萧婷婷的《寂寞是棵长满可能的树》、许艳文的《沉在湖底的天堂》、周湘波的《荷香人间》、何花的《闲着》、孙学静的《午后闲尘》、易大华的《春阳如笑》。在这八部女作家散文集组成的系列丛书中，唯有奉荣梅的《寒花淡影》是写历史文化的。

女性作家用散文的文本介入历史文化的抒写，难免会留下女性特有的绵软和细腻，并有或多或少女性的个人情绪和心迹。奉荣梅在这部《寒花淡影》里，确实洒下了她点点滴滴女性的情思，但她又在忠实历史真相上，赋予了更多的坚守和近乎固执的较真。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身世考证，历史事件的客观呈现，历史脉络的峰回路转，更以其严谨得近乎苛刻的态度，给予了种种常年活在演说或戏说中的真相扶疏和文化匡正。在《寒花淡影》这部文化散文集里，其中就有好几个与永州相关的人物。奉荣梅是永州人，似乎对那些人云亦云的戏说和演绎非常气愤，似乎非要用最能忠实历史的史事来对那些误读误传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驳斥才能让别人信服，让自己心安。因此，对柳宗元，对寇准，对周敦颐，对何绍基，她都为阅读者提供了一个尽可能更真实的人物列传和个性化的文化叙说。比如她对朱熹在南宋时期的弟子蔡元定的考证，说他是福建建阳人，是因为遭到诬陷被贬谪而来的，他不仅在理学上是朱熹最得意的门生，而且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音律学家。奉荣梅以其女性柔软的心性和一个历史评判者公正刚直的品性，对一个被贬的旧文化人倾注了应有的同情，并对其被政治风云遮蔽的才华给予了客观的认定。还有对寇准的历史真相，作者也给予了有根有据的严谨匡正。在一些戏剧和传说中，寇准的身影似乎都晃动在宋太宗经真宗直和仁宗年间，而作者跳出驳杂的历史传闻，以其文化责任感，界定寇准最风光的年代是在真宗朝，曾是当时的宰相，只因受王钦若排挤而被罢相遭冷。即便后来复相不久，又遭到奸人丁谓的诬陷，被贬到道州和雷州。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还对寇准的籍属和生卒年代给予了确凿的梳理，界定他并非因为民间惯称为“寇老西儿”一直被误传是山西人，而是出生在宋时华州下邽，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

在奉荣梅的《寒花淡影》里，诸如此类的历史考证式的理性叙事和感性抒怀，已然构成了她对历史人物认知的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全新文本。

一贯以抒写女性小性情的女作家彭晓玲，也将写作视觉投向了历史文化的浩淼天空。在她的文化散文集《苍茫潇湘》中，不是硬性地用文字去反刍历史人物群像和历史事件，而是以自我的在场视觉，在透视历史文化人物的种种人生遭际和点滴心迹的同时，始终以在场的现实情境，回望所抒写的历史人物和文化事件与“我”、与当代人微妙的心灵对应和心理隔膜，让时光内外的场景、情境在一片特定的地域空间还原其本色的苍茫、恢弘与幽微。被她抒写的22个历史人物，尽管在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上各有千秋，但其中的很多人物已然被当代人逐渐淡忘或者忽视，比如谭嗣同、欧阳予倩、怀素、何绍基、贺绿汀、田汉、王人美、黎锦晖等。这些人物的名字，当代人也许尚未遗忘，但他们留在历史岁月中的点滴过往，却正在我们的心理视觉中模糊和远去。彭晓玲似乎对这些人物曾经的辉煌被当代人人为的遗忘而深感遗憾和痛心，于是便用自己凝重的笔调将他们重新唤醒、复活。正如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到的：“在长达两年多的阅读经历里，我的心绪不由为那些湖湘文化名人或与湖湘文化有过深刻渊源的名人的命运遭际而波动。文化的曲折前行由来已久，在我看来，自是与悲凉相伴而行。于是，我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去观照这些历史人物，关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及他们于文化的贡献，如何促进并丰富湖湘文化的内蕴。当埋头于历史故纸堆时，我的心总是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凉里不能自拔，好在悲凉又转化为一种力量，令我于世事于人生于社会的思索得以渐渐深入。”

这样的阅读体直接诱发了彭晓玲对这部文化散文的抒写姿态和心理情状，也正是因了这样一种创作心境的抒写，这部作品所挥发的才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湖湘文本，而是更见出了其辽远宏阔、浑厚苍茫的文化底色。正如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白描对《苍茫潇湘》的评价：“作家着力于穿越千百年历史烟尘，发掘人物生平故事内外的偶然与必然，传递特定地域之中观念文化的独特风貌和精神传统的深层矿蕴。”白描之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彭晓玲在对这部书的创作过程中的认知和颖悟。

 

这是当前散文创作的一大繁杂的主流，也是当前散文创作的一大软肋。其根本原因，就是越来越活跃的大众写作对这类散文文学品质的消解和模糊所致。只要打开网络，对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叙与描摹就会铺天盖地从各种网站、博客、空间云涌到你的眼底，但真正具有散文品质的日常文字却又甚微。因此，作为一个专事散文的写作者，这种对日常生活介入的叙说和抒情，是有一定“风险”的，一不小心就落入了庸常与俗套。

然而，纵观湖南散文作家这类题材领域的写作，并以2014年为例，他们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写作态势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不乏真正具有文学质感和思想质地的好散文。

这里又要说到谢宗玉。他在2014年的散文创作，最突出的成果是日常生活随笔和思想随笔。由东方出版社根据他在《今日女报》开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的专题散文集《与子书》，就是一部既率性又理性的“育子哲学”，一部中国当代最前卫的“性教育”文学范本。但谢宗玉并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板着面孔作任何空洞的说教，而是用书信的形式，向他心爱的儿子讲叙自己对社会的体察和生活的洞悉，将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了人文的切剖，将儿子当做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进行平等对话，毫不隐晦，毫不掩饰，毫不矫情，毫不偏激，满溢情感的文字内部，又彰显着一个作家父亲宽泛的学养和思想启智。《与子书》既是一部有关性爱早期教育的百科全书，其中不乏严谨的科学常识，又是一部有关子女成长引导的经验演说，其中洋溢理性与感性交融的的情感心语，并从个体的父子之间的话语辐射到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公众群体。我们从谢宗玉这段有关他对这部书的写作契机的文字，就可以领悟到其中的要义：“老实说，青春期的性体验，对我的一生影响实在太大了。我骨子里那些抹不掉的忧郁，全是青春期种下的。我不要儿子同我一样，我要告诉他两性的秘密、经验和常识，我要让他的花季里没有寒雨……”像谢宗玉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叙说，我们还能认为是一种庸常和琐碎吗?

还有诗人远人，这些年也把散文写得风生水起了。2014年，借着在《西部》杂志挂职的机会，他沿新疆大地狠狠的游走了一圈，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写了一大圈文字。那些长期生活在新疆的人无法体会和感受的游走，那些从一个新疆以外的外地诗人的视觉里观望到的新疆点滴，就那么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远人的心底里，让他的文字挥发出一种蓬勃与鲜活。远人将这些游走的文字，最先搁置在自己的博客里，并命名为《新疆日记》。一路的行走，新疆带给他的一次次激动、感叹、颖悟，让他这一圈文字以最贴近内心的日记形式，在琐碎的记录和叙说中，成为散文所具备的诗性与理性的汇聚。最后，远人又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精选，将它们编辑成一本散文集《新疆纪行》，交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让那些游走新疆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一条文字的河流，供他在不在新疆的日子里慢慢漂流慢慢观望慢慢回味。

在这类对日常生活抒写的介入者中，还有方雪梅、刘克邦、石绍河、杨华方、邓朝晖、葛取兵、孙霞、徐辉等作家。

在“花之语”长沙女作家文丛中，方雪梅的《谁在苍茫中》就是其中的一部。

以写诗出道的方雪梅，其散文的语词语境，依然沾染着浓郁的诗性气韵。在这部散文集里，她虽然涉猎的题材领域比较宽泛，且写的多为湖南和湖南以外的女性以及诸多生活物象，但她并没浮于表象的去记叙这些人和事，而是倾注了自己的心力和性情，专注于被抒写对象被俗常覆盖的别致和真维意趣，文字典雅秀逸，意象的呈现弥漫着诗意的空灵和审美气象。读她的散文，不难感知到她对古典诗学的素养，更不难感知到她女性的温婉柔曼气质。她也写到了诸多历史人物，但大多写的是别具一格的古典女性，而且，不是文化散文那样的宏大叙事，而是小女子视觉那种强化自我心性的诗意解读。比如在《唐诗烟柳》一文中，她写诗妓薛涛，宫妓上宫婉儿，曲妓颜令宾、王福娘、杨莱儿，其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是几位停在全唐诗某页的烟花女子，环佩叮当地走了过来。” 在《半点落花舞长安》中，她又随着抒写对象进入一种暮色苍茫的历史烟尘，“总想在城高云密的历史厚卷里，以一个烟火女人的心，去倾听宫墙柳下，真实的内心。” 如是具有女人惆怅本色的声音，在这篇散文里落花一样铺陈：“烟花中人，与客消魂蚀骨、行歌侑酒、花开花落度流年的背后，哪个不是怀了满心的忧戚，满心的疼痛？”

方雪梅的散文，精致小巧却又雅逸灵动。读这样的散文，如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微苦中回旋着一缕缕淡淡的醇香，仿佛让你觉得面前就坐着一位面带清愁而又依然将一份本色的高雅封存心底的古典女子，你只能被她挥发的气质镇住并为之感慨良多。但是，这样的苦心营钩，也制约了作者才情的挥发，使其作品略显雕琢和刻意。

刘克邦的散文，特色非常明显，几乎都是对日常事务的写实再现，201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自然抵达》，就集中收入了他近些年对日常生活的逼真描述。他的散文，秉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写实品格与直面生活的率真表达。龚曙光在为《自然抵达》写的序言中，就对刘克邦的散文给予了中肯客观的评述：“散文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心声，他发出声音，希望被听见，因此这声音必须真诚。返璞归真是很多作家追求的艺术境界，但在刘克邦这里却是天性使然。质朴的语言和发自心声的行文是他的特色，甚至高出了文字，成为一种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多么微小、细密，都渗透出对真、善、美的敬畏和向往，这大概是刘克邦其人其文所散发的光泽和具有的魅力。”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对其散文的评价更道出了他散文的特质：“翻开刘克邦的散文集《自然抵达》，有一种亲切、自然、朴实无华、积极向上的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他的散文不属于精致灵性式的表达，也不属文化类的大散文。刘克邦的散文，如一条富于生命活力的平淌的河流，既可‘言志’，也可‘载道’，他极端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具有对现实感情和现实精神的深切关怀……”

从这两段评述文字，我们就能感知到刘克邦对世俗人生各种记忆经验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抒写。他的作品并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琐碎的记叙；没有当下散文时尚的追踪，只有忠实生活本身的直面抒怀，没有矫情的放大事物，只有本质的细微陈述。他的散文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每一段经历，每一种情感，都源于他对生活的体验和人生经验。

这样的“传统散文”，也许在文本上有点过时，在语言表达上有点土气，在题材选取上有点迂腐，在文学气象上有点拘泥，但写作是属于个体的艺术行为，每一个人对某种艺术格局和格调的坚守，都代表其个体的艺术走向。如果刘克邦一如既往地不跟风，不随流，能将这种传统散文写到底，写到极致，那就是刘克邦散文的风格和个性。

还有石绍河的散文，写的都是他家乡那片土地上一些我们常见的事物，却让人能感知到作者对家乡的温情。他写家乡的桐子花，番薯地，花生地，葵花地，写家乡那些俗常的事情留存的记忆片段，始终都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让人从中见证到一个作家的土地情结。他的散文集《大地语文》，还获得了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宝石文学奖”。

岳阳女作家孙霞发在《莽原》2014年第5期的《撑一把油纸伞，去江南的雨中找你》，以散文诗的空灵笔调，描摹了作者在江南喜雨的诗意空间里的一种情思与情怀。还有蔡测海发在《花城》2014年第6期的《语生活》，杨华方发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7期并被《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第12期转载的《一个人的回家》，秦羽墨发在《东京文学》2014年第3期的《母亲进城记》，徐辉发在《湖南文学》2014年第3期的《残垣随想》，吴昕孺发在《散文选刊》原创版2014年第7期的《徐州丰县走笔》，赵宇发在《青岛文学》2014年第1期的《冬天里的人和事》，邓朝晖发在《文艺报》2014年7月14日的《小青》和《山花》2014年第6期的《逆江坪纪事》…… 这些职业散文作家和业余散文写作者的散文，都为散文的日常叙事与抒情注入了更宽泛的活力，更为湖南2014年度的散文创作平添了一道道光芒和异彩。

 

 凌鹰，永州市群众艺术馆文学专干，《永州文艺》杂志执行主编，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