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呈现了方兴未艾之势。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公布的252部参评长篇小说作品，湖南作家占了8席，都是2012年之后创作的，而且出现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长篇精品，其特色在于：

　　坚持地域性、民族性与历史性的开掘。它们既有民族的个性，又有地域的风貌；既描写出战争的残酷，又刻画了人物的刚强；既有史诗的规模，又有诗意的灌注，是一幅幅大气磅礴、风云际会的优美画卷。

　　何顿的《来生再见》是一部平民化的英雄史诗。小说既有惨烈的战争场面，又有近几十年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既有国共战争的生动回顾，又有“反右”、“文革”对人的迫害。既不是简单的歌颂与批判，也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是穿越历史的迷雾，还原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会战的历史真相。其叙事的时空交错，细节的真实，结构的独特，都给人一种壮丽凄惨之感。刘萧的《筸军之城》从清政府对苗民的镇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再到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展现了“边城”男子的勇武刚毅——“不战则死，不死则战”、女子的缠绵柔韧——“不爱则死，不死则爱”，是一幅山川秀丽，刻画精当，恢宏而细密的独特画卷。蔡测海的《家园万岁》中三川半的百年传奇，贯穿了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直至当下湘西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融神话、传奇、童话、寓言、讽刺、幽默于一体的湘西平民史诗。王青伟的《度戒》既以瑶族人五百年间为了追索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而不断的迁徙，又通过神秘的度戒仪式、人狗相通的灵异，盘庚的狗脸、老巫师欣长的手臂等，展现了瑶族的民族精神史与瑶人的命运史。这几部描写湖南历史文化的小说，都充满了历史的真实感，写出了艰苦、悲凉甚至血腥，却又具有一种温度的历史，有自身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审美品格。

　　对现实性、时代性、在场性的准确把脉与着意鼓呼。这种把脉与鼓呼，是对现实发言、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作大胆的审美判断。或写乡土中国的变异，乡土伦理的替嬗，都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呈现出传统农业转型、田园生活解体中隐含的迷惘与困顿。

　　姜贻斌的《火鲤鱼》在描写鱼鼓庙几十年的变迁中，揭示了乡村世界的凋敝、价值观的嬗变，也塑造了三国、苦宝、伞把、小彩、雪妹子、满妹等有梦想、有苦难、有温度的人物，并在打破时空、记忆和现实的区隔，在生与死、爱与恨中饱含同情与悲悯，是一部耐读的优秀长篇小说。王跃文《爱历元年》在都市繁荣的背后描写多种欲望的此消彼长，各种诉求的相互碰撞，人们的理解追求步履维艰，情绪与心态躁动不安。小说在孙离与喜子这对知识分子夫妇的情感纠葛里，折射了当代都市男女婚恋的复杂情态及中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然而他们在经历了情感波折之后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为坚定地走向了善的追求和爱的回归。这就是爱历元年“最伟大的创造”； 阎真的《活着之上》从人文境况入手来窥探社会与时代精神脉动，洞见症结，针砭时弊，是一种既有高度又有难度的写作。他通过描写高校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物质主义时代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深度揭示了高校内部的学术腐败和高校教师生存的潜规则，尖锐地评判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群体堕落。虽然聂志远屡遭挫折，备受打击，他却以抱诚守真的心和事事较真的作为，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既为聂志远高唱了赞歌，也为深患痼疾的高校教育怒吟悲歌。易卓奇的《后患》是侦破题材，也在还原现实和批判现实中，显示出它的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通过一个公安侦破故事，诠释了情与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蕴含着健全法制过程中人性差异的深邃内涵。

　　毫无疑问，影响广泛，反响强烈，是这一批作品的共同特征。仅在《长篇小说选刊》转载的就有《火鲤鱼》《筸军之城》《爱历元年》《活着之上》《戒度》。而且，《筸军之城》《来生再见》《爱历元年》《火鲤鱼》《活着之上》《家园万岁》都先后以各种形式或名义在北京与湖南召开过作品座谈会。如果把它们置身全国参评长篇小说作整体考察，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从题材上说，《来生再见》写抗日，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获奖上说，《活着之上》一经发表，就获得当年的路遥文学奖，《火鲤鱼》也获得毛泽东文学奖；从影响上说，《火鲤鱼》《活着之上》《爱历元年》自出版以后，评论文章一直不断，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这届茅盾文学奖真正做到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以作家排队；如果从文学成就的贡献出发，而不是以潜规则操作；如果从评委们文学良知出发，而不是唯长官意志、个人情感投票，则本次湖南参评长篇小说的胜算，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作者为省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胡良桂，国内著名长篇小说研究者，两次“茅盾文学奖”初选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