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渣江过去就是石头桥。很小的时候,凌文武的奶奶就跟他讲了不少石头桥的故事。石头桥出了个曾熙,大人物呢!9岁中秀才,30岁中举,42岁中进士,还是个大画家。有一年去世了,他的徒弟,好象姓张什么的,送葬到界牌,守灵都守了一个月。“亲崽都冒咯吆好噢!”奶奶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里满是羡慕。仅管只是奶奶的一个故事,也不懂奶奶到底羡慕什么,但他却记住了曾熙这个名字,记住了他是一个大画家。凌文武幼小的心里,第一次扎下了热爱艺术的根儿。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听到奶奶还有爷爷他们俩唠嗑出的曾熙晚年在上海买画的一些掌故。再后来,又听父亲说到了王祺。
王祺也是石头桥人,早先在孙中山手下当秘书,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是个大画家,那个画马画得一绝的姓徐的大画家,都崇拜他呢。父亲读书不多,但爱好舞文弄墨,字写得不错,凌文武现在还记得父亲当时不怎么敢讲王祺。“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都抄了他家了”。其实,人都死了几十年了,也只是他的老家,听说还是抄出了不少幅书画,父亲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跟他说起这些的。凌文武上学后,美术课上老师把爷爷奶奶和父亲讲的故事讲得更详细更完整了。美术课、画画成了凌文武最喜爱的东西,有时候连上正课也在画小人儿。终于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很严肃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务正业。
石市真是出人才啊!上初中的时候,放了寒暑假,忙完了农活的凌文武便一个人跑到石头桥这个后来叫做石市的地方,去寻访曾熙、王祺的故居。去界牌,探望曾熙的墓地和张大千守灵一个月的山房。去画珍珠岩,画宇石寨,画狮子桥和水口戏台。太喜欢画画了,没有画画的纸,他就在读完了的课本上练习本上画。“那些哪称得上画啰,充其量只是些钢笔画,都是些简单的线条,还似是非是。”凌文武笑着,一脸的天真。
“高考圆了绘画梦,让我选择了陶瓷艺术。”七九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被湖南三师录取了,考虑到对美术的兴趣,他还是放弃读三师的机会。一九八二年,凌文武在澧陵陶瓷技术学校读完了两年陶瓷美术专业,从此开始了他对陶瓷艺术创作的艰辛追求。
“路还得自己走”
八十年代初的界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因为有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一家老牌的上千人的国有陶瓷企业界牌陶瓷总厂座落于此,这里成了省内外名闻遐尔的瓷都。一个十七八岁毛头小伙能进国营大厂,如果不是搭帮高考,不是国家包分配,没有很硬的社会关系靠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不可想象的。凌文武很自豪,抱着一大撂美术书籍怀着满腔的热情进了厂门。可厂里并没有把他安排到陶瓷艺术研究所,一个专门从事陶瓷工艺研制和陶瓷美术创作的地方。他被厂里领导带到了一分厂,工作岗位是烧成车间。他被安排成了个烧窑工,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凌文武心想,作为农家孩子应该知足。烧窑工怎么了,什么事都得靠人做,把事做好了,领导、同事自然会看得见的。就因为这份吃苦耐劳的劲儿,不到半年,凌文武被厂里通知到业余财会班学习,84年调离原岗位到分厂做统计工作。85年总厂研究所面向全厂招考陶瓷美术设计人员,作为有对口专业基础的凌文武自然以高分录用。录用后没有急着上岗,又按照总厂的安排,进行两年的系统培训,87年终于正式从事陶瓷美术设计工作。
界牌陶瓷艺术研究所称得上陶瓷艺术研究的大熔炉、艺术创作的大本营。这里集中了当时顶尖级工艺美术大师。华絮、沈秋芳、夏献国的陶瓷绘画在全国久负盛名。华絮在界牌创作的作品瓷中,50厘米以上的挂盘这些年在收藏界一路看涨,制作出来的1米大小挂盘,已追捧到百万元以上。叶秀炯离开界瓷后,任广州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凌文武师从这几位同负盛名却风格各异的美术师,悉心揣摩大师们的构图、用笔、着色等各式技法,专心致志地钻研陶瓷美术的特点,观察不同坯质上绘制的细微变化,从而大胆设计出成百上千种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花面,在这些花面中再请老师们筛选出一部分比较满意的作品来。只几年功夫,凌文武便在陶瓷美术创作队伍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他设计的“飞天”帽筒,被选送参加89年北京国际陶瓷博览会展出。91年创作的50厘米挂盘“古韵”又被选送参加国际展览。93年设计的釉上彩花面获省陶瓷工艺美术新花面设计一等奖,广州国际商品交易会一次性就订购了200万美元的产品。
“艺术让我的内心充盈”
八十年代后期,凭借界牌特有的优质瓷泥资源和技术人才优势,界牌陶瓷总厂作为瓷都领头雁,以“白如玉、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罄”的优秀品质,继续保持旺盛的生产销售势头,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等60多个国家。
开放的市场着实让这个百年老厂辉煌了好些年,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大批不同性质的企业共争市场、共争客户、甚至共争资源,加上企业机制的僵化和社会化包袱的沉重,让界牌陶瓷总厂优势开始不再突出,市场前景开始变得暗淡起来。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厂领导决定启用年轻有为、思想敏锐、既懂艺术又懂制作的凌文武,让他走上企业管理岗位。钟爱陶筑工艺美术的他,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画笔,但领导是如此信任,他只有铁下心,迎难而上。94年开始任研究所所长助理,96年到4分厂任生产厂长,99年又调回研究所任所长。2000年,他又被调任5分厂生产厂长。从机关到基层,从设计岗位到制作岗位,凌文武把这种岗位的转换、角色的转换或者责任的转换当成对艺术的再创作再实践的良好契机。2001年到2003年,凌文武同朋友一起承包6分厂。从选料制料到制坯彩绘再到烧制,日用瓷的设计制作出品整套生产工艺流程的娴熟,让凌文武管理上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可从不满足现状的他,想到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工艺设计的专长,便萌生出生产工艺瓷的念头来。
日用瓷重在实用价值,工艺瓷却重在观赏和收藏价值。凌文武设想,能不能在日用瓷精细的瓷质的基础上,制作出颇具观赏性的工艺瓷来,以体现日用瓷与工艺瓷的制作工艺和彩绘艺术的完美结合。凌文武在70年代总厂几个技术人员研究和开发“御温杯”制作的基础上,把“御温杯”作为工艺礼品瓷的拳头产品,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项目攻关,突破了许多年来存在的“粗口瓷”技术难关。在泥料配方和坯制结构上加以改进,克服了原先烧制时倒着装导致杯口粗糙、口感不好、又很容易积聚茶垢不易清洗的缺陷,使这个曾经被周恩来总理作为国礼赠给外国元首的釉下彩两次彩绘双层瓷杯变得更加成熟和完美。
“无悔再干三十年”
凌文武领着我们参观了他的陶瓷艺术工作室。名为工作室,实为他的手工作坊。从选料、制料、制坯到彩绘、烧成,一条龙集中在不足200平方米的空间里。参观完,他又接着为我们讲解工艺瓷的彩绘和烧制过程。末了,搬了条凳子坐下来,不无自豪地讲述界牌陶瓷的光辉历史。
凌文武特别提到了彩绘的历史,界牌陶瓷的彩绘始于民国三年,江西瓷器技工徐厚生把彩绘的技艺带到这里,用笔画三朵、四季、山水、翎毛等花样,用低温八卦炉烧炼成彩花瓷器。那时候,烧制用的是柴火,不象现在这么先进,用液化气。
凌文武在探索礼品瓷的设计工艺和烧制工艺的同时,不断拓宽礼品瓷的品种和样式开发空间。为了了解礼品瓷的设计制作工艺,92年的时候,他特地去深圳打工,应聘到深圳美术陶瓷公司作了技术部部长,深入接触和了解陶瓷雕塑的设计制作。在深圳大学教授金石总经理的指导下,凌文武很快便掌握了陶瓷雕塑的制作技术。“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直到现在,凌文武还念念不忘金教授的教导之恩。如今,在凌文武的作坊里,毛泽东的瓷质雕塑栩栩如生,很受收藏者的喜爱。
界牌陶瓷总厂后来随着企业改制已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作为曾经工作过奋斗过的地方,凌文武言谈中有一丝无奈,一丝不舍。他只所以选择已经废弃的厂房作了自己的工作室,也就是因为这份无奈和不舍。妻子陈艳君同凌文武是同班同学,也曾经在研究所一同工作过,一同设计过许多花面。98年她改行去了银瓷完小教书,教数学也教美术。她劝过凌文武也改行算了,教书比烧瓷做碗靠得住些。可凌文武拒绝了。虽然工作室有些简陋,可凌文武选择这些也就选择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属于自己的生活。听镇上的文化专干说,城里有不少的画家都慕名到这儿来拜访他,李少全、蒋二芒、冯兰芳,还有株州画院副院长楚石,都是些鼎鼎有名的人物。来了,就呆上大半天,把平常使在纸上的劲儿都使到这些瓶瓶罐罐上了,还真留下不少作品呢?妻子劝也没有用,凌文武从不动心。在他看来,这份瓷艺情结辛辛苦苦结下了,不是说解就可以解得开的,说抛就能抛得掉的。他对妻子说,“再干三十年,我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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