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拿起笔，想为古稀之年谢世的父亲写点文字，却又几次放下。不知是不是怀疑自己笔力不逮，或是缺乏触动点换不来神来之笔？

几天前，也就是在父亲节来临的前夕，手机、报刊以及网媒等传媒载体铺天盖地，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图像画面，或华彩文字，一个劲地渲染父亲节，终于使今年的父亲节有些不同于往年的气象了。

许是别人的经历深深地感染了我，被触动的某一根神经像一根杠杆，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我记忆的窗口，使日渐单薄的父亲在我的眼前慢慢地丰满起来……

初中毕业前夕，我刚满16岁。懵懵懂懂的我，在生存方式上随即面临三种选择：要么下农村，去广阔天地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么进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砖添瓦；要么继续读书，进入高中深造。有三个面向，三种选择，这在当时，即“文革”中期，应当说，是我们这一期毕业生的幸运。当时，我的主观愿望是进工厂当工人，端“铁饭碗”。

我并不是不想读书。只因为我们一家6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在一家工厂工作。是父亲一个人微薄的薪金支撑着全家的生活。还时不时要寄点钱给乡下的外婆。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已属不易，看着家中的生存窘态，不得已，只好时不时做些临时工补贴家用。有些事，说出来，恐怕难以让人相信。一个城里伢子进初中前，从来没有穿过裁缝师傅做的衣服，更不用奢望上街买衣服穿了。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剪裁农村里的蓝大布，自己在橘黄的电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我是家中的长子，看着家中的日子过得如此艰难，早就想尽快参加工作，为家里排忧解难。况且，我读书一直是靠国家的助学金，没有国家的助学金的补贴，我也上不起学。已受过多年家教和传统教育的我，当然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因此，我也想早日为国家做些成绩，报效国家的培养。

我的老师是一个刚刚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女教师，她叫李静茹，是我的班主任。她中等个子，圆圆的脸，鼻翼处点缀着几颗浅浅的雀斑，待人十分和蔼，眉宇间不时透出些书卷气。她也许是看我学习还认真，成绩还比较好吧，在我毕业前夕，几次上我家来，动员我去读高中。前两次，她跟我父亲说，这孩子，是个好苗子，会读书，你做家长的，还是要让他去读书。我父亲说，我不是不想要他去读书，是这个家供不起他读书呀。说完，还一个劲地叹气、摇头。第三次，李老师又来了。这一次，她语重心长，还言辞恳切地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我看行，你还是让他去读书吧。不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起码，多读些书总比读书少好些吧？”

平日里，父亲总是对我说：“我读书少，你们要多读书。”不知这次是不是被李老师说到了他的痛处，他由此不再反对。甚至，还开天辟地似的，头一回为我买了一个黄书包。那包，像解放军战士肩上挎的挎包。早年，每看到解放军战士挎上它，我就羡慕。我早就渴望有一个这样的包。而当我真正背上它时，还刻意将它挎在身前，很有点招摇过市的味道。

许多年过去了，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感到那感觉真的很美，它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神气是什么样子了。

时光在走，人也在慢慢长高。1米6左右的我，高中毕业前夕就接近1米7了。而到了高中毕业前夕，我也再次面临成长中的选择。当时，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以前三个面向的机遇不复存在。摆在眼前的路就两条：要么在家待业，要么下农村。记得刚刚毕业，当时在家呆了没几天，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就主动找上门来，要我去街道帮忙做事。我一听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事，连忙拒绝。有一个女同学也是我的邻居，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事，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肯定知道你在学校是团员，是书记，不然不会主动找上门来。”还说：“有些人，为了躲避下农村，一心只想到街道上去谋事，街道上还不收。”我笑笑，无语。我心里想，要我这么年轻就搞街道工作，整天和一些婆婆妈妈混在一起，我才不干呢。

我姐姐因身体不好，眼睛高度近视，办了留城证。因此初中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家中。而弟弟妹妹还在继续读初中和小学。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家四姊妹还没有一个人下乡的，我下乡是定局。况且我又是男孩。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且抱定了下乡的信念。

没有书读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闲居在家的日子，让我这个平时也还爱学习的人，真有些不适应，好像自己一下子被人抽去了主心骨似的。怎么办？我想反正没事，就在家练练毛笔字吧。因为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崽伢子，字要写好啊。字是打门锤。走到外面去，字是用人的第一印象。高中生走出去，连字都写不好，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他很支持。家里没有纸，他就经常从厂里夹带些报纸回来，让我在报纸上写。并且嘱咐我：“先用淡墨写，等干了，再用浓墨写，这样一张报纸就可以重复使用了。”当时，我也显得很懂事，连忙点头称是。

我父亲书读得不多，毛笔字确实写得不错，像他本人，单单瘦瘦，有棱有角，清清爽爽的。是柳公权《玄秘塔碑》一类。这也许与他早年在人家店里当伙计，要经常写写画画的历练有关。他是在老板的店子经公私合营改造后，才进厂的。作为厂里的工会宣传骨干，出墙报一类的事情，总是由他包干负责。他办出来的墙报，内容详实生动，字迹工工整整，形式也清新活泼，在干部和职工中有很好的口碑。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总认为自己的字还不老道。为此，他特地请了一位年长于他，写欧字写得好的老先生，即他很钦佩的老同事来教我。

那位先生是一位退休在家的老中医。他的字确实写得好，中规中矩，一丝不苟。但匠气太重，严格地说，还缺乏创新理论的支撑。他真正的专长或说看家本领，其实还是他的老本行——中医。面色红润，白色胡须飘飘的他，一看就像一个平素保养得很好的人。据说，他每星期都要主动吃一次糠，美其名曰，健胃消食。先前，我也练过几天字，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他认为不行，于是，我又拿起史称“大欧”，即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帖，恭恭敬敬从描红开始入手。

跟老先生学字大约学了一个月。由于他要求严格，而我又整天不间断地写，再加上我原来的根底，我的欧字就已经写得有些模样了。有一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崽伢子，今天厂里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市里有修三线铁路的任务，厂里动员我们这些有崽女毕业在家的家长，让自己的崽女去。我看要得。在家闲着总不是一个事。”说完，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去，还是不去？”我二话冇讲，连声说：“要得，要得。去。”后来，他帮我报了一个去修三线铁路的名。

去修铁路，会不会比下农村好，我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中，和下农村的性质一样，无所谓优劣，都是去干体力活，去劳动锻炼，去修补地球。且中间还没有农闲假。

四月份刚刚报完名，五月中旬就喊走。那时湘黔铁路的修建工作刚扫尾，枝柳铁路线的修建还冒开张。去的地方，我们临行前才知道。是怀化。而怀化在我的印象中是土匪窝。这印象源于《湘西剿匪记》的作者，他曾在书中明明白白地这样告诉过我们。初出茅庐，即将面临这等窘境，尽管自己当时年轻，不知道什么是怕，但家里还是十分担心的。

临行前，妈妈帮我准备了一些换洗和御寒的衣服。我趁妈妈不注意，私下塞进去几本书，其中有一本由著名教授王力先生著，后来曾给我很大帮助的《诗词格律十讲》。然后又喊了几个同学，打好包，写上自己的姓名以及所分配的连队，并和同学们一起用三轮车将包送往集中的地点。那地方，好像就是地处长沙司马里的市总工会院子。后来我们全部集中，接受临行前的再动员。

分别前，我没有告诉妈妈，我怕她看我远行，我更怕看见她唏唏嘘嘘的哭泣。也与父亲说好，请他忙他的工作去，不要来送。他也当面应允。那一天，天气不冷不热，气温大约在摄氏20度左右。我们都穿着薄薄的毛线衣。看到许多前来送行的母亲，手里捏着小手帕，鼻子酸酸的，不时往眼角上擦一擦。我暗自庆幸。心想，幸亏没有告诉妈妈，不然，她老人家跟别人的母亲一样，我也会心里难受的。然而，就在我高兴之余，就在火车马上就要启动的瞬间，我父亲赶过来了。他身着白衬衣，左手成九十度弯曲，上面搭着一件中山服式样的蓝色卡其布罩衣，右手提着一个蓝白条纹相间的小布包。他兴许是一个接一个窗口找过来的，额头上挂满汗珠，喘着粗气。看见我时，连汗都没有来得及擦，伸手就递给我一个小包。我接过包，有些埋怨地问：“你怎么来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像自我安慰似的说：“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怕找不到你了，找到你就好，找到你我就安心了。”最后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工作，男儿志在四方，不要想家，到了那里一定要记得给家里写信。”平日里，他从不像今天这样婆婆妈妈的。我心里有些怨气，但当我看着父亲为精心操持这个家，而日渐消瘦且大汗淋漓的样子，我还是有些感动。我强忍着泪水，但是，泪珠子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了，且泪流满面。那是我为我心爱的父亲，第一次留下的心痛的泪水。

火车鸣响汽笛，徐徐启动了，他还站在原地向我和火车的方向频频挥手。也许，他觉得为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送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火车启动大约十分钟后，我好奇地打开了包。那一刻，我再次震撼了。那是一件中山装款式的半新不旧的棉衣。是父亲冬天里御寒的棉衣！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我的父亲，身子骨比较单薄，清癯的脸上透出干练的气质。他个子不高，却喜欢穿时髦而宽松的蓝色中山服。怀化，地处湘西山区。冬天来得特别早，且冷得刺骨。每当我穿上父亲的衣服，我就觉得我长大了，像自己放大了的父亲，且把父亲没有衬起的地方全部撑起来了。

 　　我的再一次远行，是去南京读书。之前，他不知情。因为像我们这穷人家的孩子，一无显赫的政治背景，又无亲朋戚友的强大靠山，在当时要读书，比登天还难。在他的脑海里，只要我能从怀化平安回来，然后找份好工作，安安心心过日子，就万事大吉，就算尽到了他做父亲的责任了。之后，他听说我真的去读书了，还是觉得我这儿子挺争气的。

但当他看见我回来时，却又开始着急了。因为我确实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衣服是旧的，原先带下去的箱子是几块旧板子临时请人拼起来的。即便是我自己带回来的樟木箱子，也是自己敲拢来的，面子都没有刨光，装书还可以，装衣物之类都不好，容易挂坏。

在他的印象里，去读书，不像下农村。不说风光一下，至少也要像个样子。我仿佛看透了他的心事。笑着对他说：“爸，你莫为我操心咯。我就是这个样子去，要得。又不是去讨堂客，娶媳妇。”他没有反驳我，一声不响地走了。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天还是如往常一样断黑得早，最先冒出来的几颗星星，在天边眨着眼。一丝暖风迎面刮来。风虽然刮在脸上，心里也好像有了一些暖意。我刚从同学家回来，父亲突然凑到我面前，贴着我的耳根对我说：“我在寄卖商店看中了一口旧皮箱，不贵，我准备买下来送给你去读书。”他知道我不想加重家里的负担，特地把“不贵”那两个字说得很重。我听后先是一怔，然后连忙摇手，说：“不要，真的不需要。”并且强调说，“用现在的就好。”他依然没有反驳我，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第二天，太阳刚上竿头，他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那箱子像大户人家落魄后变卖的家产。箱子约莫60公分长，40公分宽，呈深咖啡色，除了开箱处圆圆的铆钉和扣锁呈金黄色，发出熠熠的光泽外，箱子外从四个长方型补丁里穿过的两根皮带特别抢眼。只要将两根皮带一锁紧，皮箱就更加结实了。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出于珍惜考虑，他特别嘱咐我妈，用麻袋布按箱子的原样，做一个外套。我想，也许是为了在搬运时，不至于损坏吧。

其实，要不要这个箱子，我真的不是特别介意。在这个方面，我不想与别人攀比，也比不赢别人。他不容我多说，先帮我把一些衣物整理好，然后又轻轻地放进箱子里。再然后，很高兴地对我说：“嗯，这样去，我放心。”我想，他可能不好直接这样说，这样去，就不丢我韩氏家族的脸了。我想笑，但始终笑不出来。

我去读书，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助学金。吃饭也基本上不要家里负担。这无形中，也减轻了家中生活的压力。但父亲还是时不时从牙缝里挤出五元或十元钱寄给我，作补贴学习之用。在读书的几年里，考虑到离家比较远，路费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我暑假从未回过家，而家里也不怪罪。而寒假则不一样。寒假中包含了一个春节。而春节又是我们国人非常讲究的团聚时刻，这时，我必定回来看看父母亲。即便这样，我从不伸手向他们索要回家的路费。我就用他们平时寄给我，而我一直积攒下来的钱，回家。

爸爸喜欢背着我，对别人说，我这个孩子懂事。许多时候，别人又总是悄悄地将类似这样的信息反馈给我。

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他言传身教的结果。

有人说，在生活中，有些东西不能丢。比如像垃圾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垃圾。记忆何尝不是如此。有些看上去很普通、很细碎的记忆，不一定普通和细碎。我愿把我对父亲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记忆里。

下一个父亲节什么时候到？我等着，到时候我或许会写出更多，或许干脆不再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