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来源于生活的素材经过提炼还能不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接到《马向阳下乡记》这个选题后，写什么样的故事，聚焦什么样的人，这个故事和这个人在已往的荧屏上是不是出现过，农村电视剧发展到今天，还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我能为这个变化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让乡村故事不再是城市文化的猎奇，这是我的困惑，也是我向前的动力。这些问题逼着我去寻找一个有特定身份的戏剧人物，取得城乡观众的最大公约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言成功的任务。

　　3个月里，我在枣庄、淄博、威海3个地方前前后后走了40多个村子，面对面接触了60余位下乡扶贫的“第一书记”，他们有的才下乡，有的马上就要结束任期，有的还带着非常美好的愿景，有的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致富达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机关单位，因此工作上就带有原单位的特点，比如，来自教育局的书记，首先从小学生的教育入手，抓图书室和电脑室项目，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大显身手；有的来自计生委，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就会在那个村子得到更加严格地贯彻。有的书记家，上有老下有小，就只好把老人安置在村里，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工作。我采访的第一位书记，住在一个废弃教室里，窗户关不严，大夏天连个蚊帐都没有，条件极为艰苦。当我问到为什么不改善一下时，他告诉我：去村民家里看看你就会找到答案了。

　　改革开放30多年，繁华的城市背后真的还有一片贫弱的乡土吗？答案是肯定的。记得有一个村子，竟然从来没有开进来过小汽车，村路只能跑小型农用车，村中的老人得病，救护车只能开到村口，得把病人抬出村子。当我来到这个村子采访时，正赶上修路剪彩，村里人说这比过年还要高兴。通过大量实地采访，我抓到了书记们身上的一个共性，那就是不带有为自己镀金的功利心，而带着一颗做对事做成事的事业心。他们下乡带着两个必须完成的硬性指标：乡村的党建工作和脱贫致富，完不成就不许回去。这种看似强制性的要求，实则给了第一书记们身份速变的契机，而身份的变化带来了行为上的改变，反倒让他们在心态上不再浮躁，做事更加踏实。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先做到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也就是要先有“知民度”，然后让广大村民了解自己，也就是有了“知名度”。知民度和知名度都达到了，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不至于说外行话，解决与农民隔层肚皮如隔山这样的问题。

　　经过3个月的深入采访，大量的真实故事从平凡普通的话语中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由于第一手素材非常充分，故事马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创作起来非常顺利。我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表现农民，这是创作农村题材电视剧十余年来，我一直最为看重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在农村的现实环境中去认识农民、理解农民、表现农民，突出他们身上的淳朴和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通过人物刻画展示他们的理想，而不是刻意突出农村的落后，人为放大农民的缺点，有意迎合某种趣味拿农民插科打诨。有了这样一个定位，下笔就有了分寸，就能用平和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发现他们的生活智慧、他们与这片土地丝丝相连的关系。《马向阳下乡记》播出后，得到了很多肯定和鼓励，我想，这是对原创、对贴近生活的创作态度的认可。我相信，生活大于想象，只有脚踏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才会接通地脉，笔底波澜，讲出与众不同的故事，写出独一无二的精气神。（《马向阳下乡记》编剧 谷凯）